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5)

　　春节中的娱乐活动，也成为一种社会教化的手段。娱乐活动是华北乡村社会春节中最为红火、热闹的群众活动，娱乐形式有打锣鼓、看大戏、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耍狮子等等，参加或欣赏各种娱乐活动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娱乐活动中的故事情节也蕴涵了历史知识、人伦道德、社会规范等内容，在教育资源匮乏、民众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华北乡村，娱乐活动也是对民众进行知识传播、社会教化的有效途径，“乡人的戏乐，实在是唯一的娱乐与主要的受教途径。”(33)深处华北农村的中共也深谙民间娱乐的这一功能，利用各种娱乐活动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也是中共宣传部门在春节期间的工作之一。1943年春节，太行区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采用社火、高跷、秧歌、国术、太平船及农村剧等娱乐形式，宣传政治内容(34)。国共内战时期，“文艺的各种形式，都为政治服务，主要为中心的政治任务服务”(35)仍然是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

　　但是旧有娱乐并不符合中共革命动员的要求，如传统戏剧多是宣传封建礼教、忠义观念，舞台主角则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传统秧歌“纯粹是一种民间娱乐，内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讽刺的，讽刺官僚士绅，以发泄民间的苦闷;一种是娱乐的，多半为男女的调情”(36)。为此，中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旧有娱乐的改造，革命艺术家起初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即在保持旧有形式不变的情况下，置换其内容，增添反映中共政治理念的内容。如将传统历史剧“杨家将”、“岳家将”加上反扫荡、反维持会及汉奸典型事实等内容，将反映恶霸、农民痛苦、妇女痛苦、反迷信等内容的旧剧本添加上土地斗争、反恶霸斗争、婚姻问题及根据地人民民主幸福生活等内容(37)。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艺术家采用“新瓶装新酒”的方法，即摆脱旧的形式和内容，以农村、农民生活现实为依据编演现实，鼓励群众自编自演。如太行区林县道蓬菴村根据本村事实，自编自演翻身诉苦剧《斗争李子才》，将本村地主李子才的罪恶原本原样搬上舞台，表演时，除发动李子才的亲属参加外，演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自己熟悉的很，几乎只要把自己原封原样的搬上台就行了”。(38)经过政治改造，春节娱乐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教化色彩。

　　除改造娱乐外，边区政府还出重拳治理与其政治理念冲突的娱乐活动，如赌博。为禁绝赌博现象，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冀中区十一地委组织开展关于禁赌的宣传教育，并以各地因赌而演成恶果的具体事实教育群众，提出“父教子、子劝父、一家大小都禁赌”的口号，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和家属都不许赌钱，将赌钱犯法的党员编为整党材料之一(39);晋绥区岚县利用秧歌队，广泛宣传赌博的害处，并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宣传劳动致富政策(40);太行区永年县针对赌博现象甚至颁发了相当具体的惩罚措施，根据情节不同予以处罚(41)。上述措施在某种程度限制了赌博的发生，与此同时，中共还积极倡导“高尚”娱乐之风，公开呼吁“抗日的年头，就是玩也应该合乎抗日的要求，为了抗日的胜利才好”，号召各村进行文艺、武术竞赛或开展冬学和识字运动。(42)

　　春节作为乡村社会传统的民俗节日，其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节日所具有的民俗特性。对待这种特性，中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积极地加以利用和改造，围绕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技术运作。在边区政府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层层努力下，体现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新年画和娱乐活动被深入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各个村落，这无形中促使其开始了革命化历程。中共政治追求的革命理想也逐渐深入到乡村民众的思维意识与行为规范中，“使无数小农觉醒，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从而在自己的心目中第一次明确地建立起了理想社会的生活目标”(43)。在中共各种政治策略和经济刺激面前，乡村民众无不将春节视为表达感情的最佳舞台，参与到各种组织活动中，迸发出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革命化的春节显露出来。

　　二、革命化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