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1)

　　同时也应该看到，革命对传统民俗的冲击并非是摧枯拉朽的，乡村社会中固有的民俗同样制约着革命。一般来说，乡村社会任何民俗的产生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且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即使有强大的外力作用，乡村民众在短时间内也很难与沿袭已久的行为习惯做彻底的割裂。所以，尽管中共借助政治强力，全面地开发与改造民俗文化，但是民俗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传统习性仍难以改变、消除，成为革命动员的障碍因素。如春联在乡村社会有迎新纳吉的民俗心理需求，崇尚喜庆和欢乐，因此中共写的新春联在形式、内容上都要迎合这种民俗心理，诸如“讲卫生延年益寿，勤劳动立业兴家”、“民主风光全国鼓舞，和平景象大地腾欢”，民众便能接受，而“好男儿舍生取义，大丈夫杀身成仁”、“过去遭遇多困苦，当前环境仍艰难”便被弃用(93)。可见，在对民俗文化进行政治利用、改造的过程中，革命动员处处受到传统民俗的束缚。正是这种束缚的存在，使得与之结合的革命动员带有了质的规定性，而无法彻底与传统民俗文化决裂。所以，革命动员借助传统民俗获得了奇效，却又不得不承受着传统带来的制约，诚如学者高毅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指出的那样：“无所不在的传统像密如蛛网的绳索一样，死死地捆住了革命者的手脚。”(94)

　　既然革命动员无法摆脱传统的民俗文化，那么，打倒旧传统的中共革命只能在旧有的民俗文化形态中进行了。继之而来的是，传统民俗文化在革命力量中汲取了生存的营养剂，可以说“传统的生命力，没有任何地方比在节庆的历史中，有更明显的表现。”(95)于是，乡村社会民众仍会延续原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一旦革命行为出现与政治理念不相适宜的时候，这种藏在深处的民俗心性便会显露出来，甚至明目张胆地做出与革命动员相左的举动来。比如，有的民众仍会按照旧有的习俗庆祝新年，有的民众还会对新的过年习俗报以各种怨言，有的民众为过年还要展开拥军优属工作以致得不到休息而埋怨，有的民众为年节里各路神灵遭到亵渎而担忧，有的民众为年节里仍要倡导节约而不满，有的民众为春节里因抵制赌博而缺乏刺激的娱乐游戏而怨愤。于是，有的民众在春节仍然祭祀各路神仙，从事边区政府反对的迷信活动，有的民众用乱放的枪炮声代替过年放的鞭炮，有的民众为吃喝招待而随便屠杀耕牛，有的民众为吃顿饺子大肆杀猪宰羊，有的民众在村政权党支部的眼皮底下公开赌博。这些举动都会因影响中共革命动员目标而遭到抵制，但是这些深源于传统民俗文化的心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长期存在，始终与乡村社会出现的新的革命行为相交织。从此种意义而言，中共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并不彻底，过多地注重了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而缺乏了一种长期的常效的治理规划。

　　最后想说明的是，通过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春节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对待传统民俗文化，不是抛弃，而是利用、改造，这使得中共革命从乡村文化中获取了无限的力量，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胜利的步伐。与此同时，传统民俗文化并没有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势力介入而逐渐消退生命力，反而在政治力量之中延续了生命力，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孙晓忠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96)因此，对于民俗文化自身演化机制来说，“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会短暂地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而一旦政治力量上移，与民俗文化的直接链接断失，那民俗文化就会回归其本来的形态。”(97)由此来看，民俗文化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没有改变乡村社会赋予它的感情，更不可能消除自身的生命力。所以，当政治这种外力逐渐弱化、消失时，这些传统民俗文化逐渐会还原其面貌，在乡村社会大行其道。

　　作者简介：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