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国际交涉，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但具体到英国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扮演的角色，仍有一定的开拓空间。学界在论及英国与七七事变的关系时，对英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评价不高，认为其选择了一条“自私自利的，被迫援华的政策”，或者称其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务实原则”。新近的研究提出，英国“无力遏制日本独霸步伐”，其做法是尽力淡化七七事变的实质，希望中日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事变。整体而言，学界在梳理七七事变后英国对中日两国的政策时，注意到了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以研究者个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在具体的解释上有所差异。在线索上，明确指出了平津沦陷之前英国曾筹划的两次联美呼吁。但是，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关于英国内部的讨论及与美方的交涉，仍缺乏深入论述。客观认识英国对七七事变的应对过程，需要从当时英国内部的外交决策出发，并重视其内部讨论。在资料的使用上，目前的研究虽然用到了英方材料，但限于条件，主要是英国外交事务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于七七事变初期英国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多不持积极评价，整个抗战时期英国的对华表现亦经常被批评。其实，在事变爆发之初至平津沦陷前的3周时间内，英国的举动相较于美国还是积极的。美国在日本决定发动军事冒险之前，曾两次拒绝了英国的联合调解建议。英国不愿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意图是明显的，对其自七七事变以来的远东政策进行客观的认识，仍是非常必要的。

　　一、 英国第一次联美调停建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内，英国政府一直持静默观望态度。英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当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时，其回答亦属外交辞令。当英国议会向英国外交部询问时，外交部的表态是：在得到更为确切的情报之前，不宜发表言论。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虽不能判定日方的真实意图，但却迅速启动了预定的军事防御计划，调动部队奔赴华北。在最初的几日，国民政府亦并未立刻对外提出调停呼吁。目前可以见到的驻外使馆较早有关卢沟桥事变的交涉，是7月10日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苏利茨(M.Jacques Sourits)的会谈。当被问及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时，顾维钧依照外交部的统一电文向其说明冲突的原因，“是日本单方蓄意挑起的事件”，“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右岸，日本军队撤退到永定河左岸”。

　　直到7月13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才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通报卢沟桥事件的进展情形。郭泰祺向艾登强调日本正积极加强在“满洲”和朝鲜的军力，在其本土亦正进行陆军和海军动员，希望英国能有所行动。郭泰祺还表示，虽然7月11日有一个暂时停火协议，但中国政府清楚，这只是日本当局为了拖延时间而暂时的妥协，并称，鉴于上述状况，他受国民政府指示，要求英国尽快采取调停行动。艾登告诉郭泰祺：他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政府此刻正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于7月12日晚上会晤了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提出了英方的担心;吉田茂已经向他保证，日本无意扩大战争。当郭泰祺建议由英国提议调查卢沟桥冲突的起因时，艾登表示，目前状况不宜于进行类似调查，如果提出任何调停建议，最好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眼下的紧张局势。7月14日，王世杰又密嘱杭立武以私人身份向英国表达调停之探询。

　　与中日双方接触后，艾登向驻华大使许阁森(H.Knatchbull-Hugessen)通报了有关情形。艾登指出：“危险在于，中日双方均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强硬立场而不肯让步，因此，最终我们将发现不得不面对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悲剧性结果。”艾登在电文中称，他仔细考虑了中国大使的谈话内容，并将谈话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协商，即“不仅向中国大使通报了与日本驻英大使的谈话，而且还讲述了与美国大使馆一秘的会谈情形，目的是让中国大使相信，英国目前的唯一愿望是尽自己的所能解决冲突”。艾登评估后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清楚的，他们无意将日本逐出其已经在中国北部占据的区域，但也绝不准备再做任何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