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摘要：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革命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关键词：抗战歌谣;秧歌剧;新秧歌运动

　　从历史上看，解放区抗战歌谣上承大革命时期的红色革命歌谣传统，下启新中国的新民歌运动之先河，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价值与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区抗战歌谣历经一次次嬗变，其最高潮的升华无疑是新秧歌运动。所谓秧歌，原是我国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抗战时期，解放区的秧歌剧是在传承借鉴中国传统民间歌谣、小调、地方戏曲等音乐曲风，特别是在汲取北方传统秧歌艺术形式的基础上，赋予其中华民族抗战革命斗争的历史语境，丰富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和艺术审美意识内涵，从而演绎成为解放区全体军民共同谱写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群众文艺。1942年5 月,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以后，全国各解放区都陆续涌现了一批秧歌剧，并在1943年春节于延安率先兴起了热火朝天的新秧歌运动。由此，新秧歌运动作为《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艺术特征，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一、解放区新秧歌运动的历史语境

　　解放区抗战歌谣是一种开放式的文艺体裁，它源于民间歌唱艺术，又繁盛于革命文艺创作。其所借助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有很多种，诸如信天游、秧歌、花儿、山歌、小调、劳动号子，甚至是评书、鼓词等等。其中，秧歌作为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即引起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关注，并积极地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抗战全面爆发后，陕北解放区民间秧歌队与革命文艺工作者率先相继自发地把秧歌与革命结合起来，闹起了新秧歌;他们还把秧歌和故事编排起来，表演起秧歌剧。可以说，解放区新秧歌运动主要就由新秧歌和秧歌剧这两大类型的歌舞艺术形式构成。其中，新秧歌是在传统秧歌中群众歌舞为主的“大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秧歌剧则是在传统秧歌中民间小戏的“小场”的基础上演绎而来。而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的真正兴起，是在中共中央发起文艺整风运动之后，以“鲁艺“为骨干的革命文艺队伍切实贯彻毛泽东《讲话》价值导向的直接产物。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尤其是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新秧歌运动中的新秧歌首先把传统秧歌中带有男女调情、色情、封建迷信等不健康的因素去除，加入新的革命理念、革命内容，使之演变成为新的人民的革命文艺。秧歌剧更是把传统秧歌所蕴含的民间歌舞、戏曲杂技、文学、诗歌等等传统艺术技艺融为一炉，并借鉴了西方现代的音乐、舞蹈、话剧、戏剧等艺术手法，创作出颇具民族精神与中西合璧特色的歌舞剧种。由此，新秧歌运动成为解放区抗战歌谣，乃至整个中国民歌民谣发展史上的转折点。特别是在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庆期间，陕北解放区到处都有秧歌队的演出。他们“一边舞，一边唱，一边打鼓，动作粗壮有力，节奏明显，歌声嘹亮，充满劳动者的健康和愉快”[1]。当时，诗人艾青就是中央党校秧歌队的副队长。据不完全统计, 从1943 年农历春节至1944 年上半年, 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300多个秧歌剧, 观众达800万人次[2]。到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文教工作会议时，整个边区已有秧歌队近千支。基于此，周扬特别撰文《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从理论研究的深度探讨了新秧歌运动。他指出:“这是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初步成果。”周扬认为：“延安春节秧歌，将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远远超过职业剧团……新秧歌是解放了的、开始集体化的新农民艺术，是消灭了或至少削弱了封建剥削的新农村的产物。群众已把秧歌当作自我教育的手段，用以表现生活斗争。”以至于1943年春节以后，新秧歌，特别是秧歌剧俨然成为解放区革命文艺活动的“中心节目,甚至是唯一节目”[3]。不久，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九千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4] 。由此，解放区秧歌戏剧创作与运动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演艺剧本节目的数量、规模都超出以往，其艺术形式、思想境界等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嬗变，并于新秧歌运动中更掀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