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9)

　　上海和延安两地文学动用文化资源浴火重生，部分地实现了精英走向底层、先锋融入常规。古老的文学记忆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两地文学的民族化进程。以小说为例，故事的复归、诗性的融合，展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学风景线。上海文坛对市民传奇的拓展、延安对评书体的改造，都是对传统小说形式的继承;同时，部分作家以诗化语言对意象、意境的营构，又是中国诗化传统的发展。张爱玲、钱钟书、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擅长以意象描写人物、推动情节，而施济美、师陀、孙犁等热衷于意境的创设。两地文学拓展了取象范围，对意境、物象的选择广泛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传统诗词中常出现的典型意象，如月亮城墙、园林私宅、松竹兰梅、历史人物等，几乎涉及古今中外文化思想、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比兴、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两地文学的意象从文人雅趣转向生活实感，并融入了西方的心理分析手法，增加了情节叙事的多重意味。如三仙姑的神案、李成娘的传家宝、寒夜里的红棉袄、水上漂着的小菱角似乎并没有脱离实际的生活空间，却具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张爱玲与钱钟书多维意象群的组合，把意象的作用从写景抒情扩展到说理批判，衍生出丰富的思想意蕴。意象等传统符码具有以一当十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在两地阅读中有效地勾连起共同的文化遗产，成为本民族共享、打开异民族隔膜的文化密匙。

　　传统的文艺形式、语言原料是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载体。两地文学以形式的熟悉与文化传统建立了或明或暗的联系，诉诸读者文化心理、寄寓民族文化现代性的生长。竹内好评价赵树理对传统的回归说，“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⑥而张爱玲也说，“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2～25页。这体现了对五四文学的反拨与调整，是现代思想与文化传统的深入融合，使五四的先锋文化通过本土化过滤逐步与主流文化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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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战时文学空间的调整中，对读者接受的尊重、对民间生态的融入、对文化传统的敞开，创造了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两地文学分别启示了商业与政治两股动力对新文学大众化的推动作用。延安文学借意识形态的力量使新文学与农村底层有了接触;沦陷时空下，商业杠杆促进了上海文学的雅俗共通。精英知识分子、底层普通民众、政治意识形态诸种力量的交互运动构成了文学场的历史变迁。应该充分肯定，商业与政治推动新文学与普通大众结合具有历史意义。处于文化权力边缘地带的底层文化获得了一次正典化机遇，同时赋予了正统文学以新的活力。

　　但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和民族化并不完全等同，商业与政治推动下的大众化路向也暗含着可能的困境。商业的改造和政治的控制也会扼杀底层文化的生命元气，走向表面上的大众化，实质的庸俗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坛曾主动进行通俗文学的自我革新，热切呼唤兼有新旧文学优点的新文艺，但一段时间下来，“合乎‘通俗’条件的短篇小说收到尚少”，预期的“通俗小说”专号未能刊出，陈蝶衣：《编辑室》，《万象》，1943年1月第2年第7期。其间出版市场的掣肘是重要的原因。在市场效益的吸引下，大部分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走向感官化，形式语言的创新越来越少。谭正璧对苏青的批评对当时整个上海文坛都有警示意义。他说：“我对于苏青的大胆直爽，没有女性的扭捏是钦佩的，但是她的过多的‘直言谈相’有时很使我感到肉麻。她的‘直言谈相’仿佛是和味用的‘辣火’，偶然用些是很够刺激的，但是如果像‘四川菜’那样每菜必用，那就要辣得我们‘口舌麻木’。谭正璧：《论苏青与张爱玲》，《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87页。对于读者感兴趣话题的反复演义，使创作的视野狭窄、风格单一。创作力的衰退，即使在张爱玲也难以避免。傅雷说奇迹在中国都没有好收场，竟有一语成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