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干部培训、医疗科研及工业部门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对坚持长期抗战、建设“民主中国的模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党已探索出了善待知识分子的宝贵经验。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号召：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要吸收城市知识分子和全国青年学生来边区，并给以必要的教育以影响全国。由于中共政策的感召，各地知识分子涌向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掀起了第一个延安潮。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任弼时在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

　　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归为三类：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曾以思想罪、政治罪而被捕、监禁的文化人，他们由政治的反叛走向道德的反叛、社会的反叛、文化的反叛，如：丁玲、艾思奇、范文澜、艾青等人;逃亡者包括声名的逃亡与失去故土的逃亡。前者有：论战“国防文学”的周扬，“两个口号论争”的徐懋庸，陷入感情纠葛的高长虹等人;后者如“九一八”后流落重庆、桂林的东北文化人萧军、罗烽、舒群等20多人;第三类人或为生计，或为理想，是形而下、形而上或兼而有之的追求者，像王实味、冼星海、何其芳、茅盾、朱光潜、沈鸿等人。

　　延安之所以磁石般吸引着外来知识分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和科技政策的正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具有先锋和桥梁作用;工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治党治国治军;要主动地、机智地、刻不容缓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去“抢”知识分子，“抢得慢就没了”。1941年6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提出“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边区政权把提倡科学知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明确载入其《施政纲领》。其次是日寇对文人的迫害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广大的知识分子痛感要救亡是不能信赖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纷纷投奔延安去经受革命熔炉的锻炼。

　　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担载着文化传承，涵养着民族精神，肩负着国家独立和富强的责任感。他们最大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边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在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知识分子来延后，情况大为改观。以小学为例，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由边区政府成立前的120所和2000个学生增加到1945年的1377所和34004个学生。教员培养;开办短期培训班，利用假期集中进行。教材编写：1938-1940年共编印初级小学教材9种29册，高级小学教材和补充读物9种20册，涵盖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美术、体育、劳作等科目。教学内容：公办小学除一般文化课程外，增加了珠算、应用文、植棉、防治病虫害等技能。村办小学更加灵活，群众需要识字，村学就教他们日用杂字;需要记帐，村学就教他们珠算;需要应酬，村学就教他们写信、写条据;需要健康，村学就教卫生常识;需要儿女，村学就教怎样生娃娃。教学方法：采取讨论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参观法、练习法、实验法，注重培养学生个性，力戒“注入式”。

　　二、培养干部的工作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