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起并与集中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遥相呼应，共同构成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支脉。梳理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沿革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的关键作用。理清三者的内容及社会功用，有助于把握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脉络延伸。

　　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

　　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作主体，除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领袖群体，还有一个由100多位史学论著作者和干部学校历史教师构成的史学群体，代表人物有范文澜、陈伯达、吴玉章等。尽管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和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将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尤其是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下的深入研究，但由于受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与高层领导之间互动的程度不一，这些史学工作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治史方法的原因，以及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效用并不一致，由此带来的史学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亦是迥然不同。

　　从国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范文澜是由国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型代表。1926年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失掉了与党中央的联系，直到1939年才重新加入，这段时间里，他的治学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当1940年到达延安后，他开始根据时势不断反思、学习，加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指点和帮助，其对经学的态度及治经之道开始发生转变。这位曾以浙东学派后裔自居的先生，在认识到“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的同时，受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启发，提出“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的观点。

　　从民族主义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陈伯达和吴玉章皆是从民族主义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国民党党员，他们早先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主要在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陈伯达年轻时信奉三民主义，即使到了延安，也一度继续研究孙中山及其思想学说。在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指导，特别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后，曾尖锐批评“以唯物史观当做超历史哲学理论来看待”①的他，一跃而成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玉章早先则是创办《四川》杂志，对外坚决反帝，对内坚决反清。在从《过激派》一书了解到苏联的革命经验后，开始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总结，从此转向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立场与方法。

　　从西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源自西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和郭沫若都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其次，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不仅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产生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②再次，西欧史学有助于史学工作者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潮。曾经留学法国的吴玉章就曾提及：“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再度出国到法国去留学，由工科改学政治经济，更多地学习了世界史，特别是西洋史，其中尤其喜欢法国革命史。这对我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有帮助的。”③延安地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可视为一种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治史机构的设立与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