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抗战期间的统战工作

　　彭德怀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的诗句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骁勇善战、无往不胜的一代名将形象。但少为人知的是，彭德怀还是一位出色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他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在西安事变、河北反摩擦、山西事变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彭德怀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只是绝大部分记载中都忽略了彭德怀这一重要人物。早在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就共同署名发表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下，彭德怀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工作，而这一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重要进展的。

　　高福源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后毕业于东北军官讲武堂，又东渡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学成归来担任张学良的卫队长，深得张学良的喜爱，不久就擢升为主力团团长，1935年在榆林桥一役被俘。彭德怀多次到高的住处同他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的抗日节目，随后又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继续做高的工作。高福源深受感动，对红军心悦诚服，愿意去甘泉说服守军与红军合作抗日，从而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的第一次握手。之后彭德怀又派高福源前往洛川面见张学良，劝说其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待高甘泉归来后，彭德怀得知张学良亦有同红军停战抗日的意愿，即电告中央派李克农与高福源一起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为了让张学良放下疑虑，彭德怀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提出了四条意见作为与张谈判的策略，即：一、凡对抗日有诚意、积极参加者，不问党派、军队、团体以及个人过去的行为如何，均表示欢迎;二、中国共产党目前在政治上领导中国民族革命，求得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不是政权机关的专政;三、我们推选张学良任抗日联军总司令，并设法接济军饷械弹;四、凡属友军抗日行动者，红军须以实力援助。

　　李克农经过先后与王以哲、张学良的谈判后，使红军与东北军最终达成了停火意向，至此，张学良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也为后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最终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彭德怀与河北“反摩擦”

　　1938年以后，随着侵华日军战线越拉越长，其对重庆政府的政策也由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其诱降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防共。与此同时，蒋介石看到中共军队深入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深为心腹大患，于是，以河北事件为发端，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进而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彭德怀为维护国共合作而奔走之际，1939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会后秘密下达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共方案。又密令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河北事态由政治摩擦转向军事摩擦。彭德怀在与鹿钟麟约见会谈无果后，于8月间根据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反击原则，下令对河北民军中最反共又宣扬汉奸理论的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实行自卫反击。迄8月底，张、王各部大部被歼，鹿钟麟也被迫提出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