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6)

2018-03-13 19:2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与之相近也稍异，延安的文学接受更注重实际的教育意义，强调文学创作中的另一种互动。不少作家的创作带有明显工作记录的特色。康濯小说中的“老康”、马烽小说中的“老马”、赵树理小说中“老杨”都有作者的影子。纪实作品与虚构创作常常出现主题同构的现象。不少作品源于真实的原型，创作中还反复征求当事人意见。这种创作过程的敞开，有效地促进了读写交流，但也存在多种因素对创作的干扰。倒是另一种“读-听”为主的传播模式更值得注意。赵树理说他的小说是“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介绍给不识字人听”。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这种读者可以参与的互动式阅读，可以引起直接的交流和劝诫，与中国传统曲艺的文化娱乐形式异曲同工。传统曲艺是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民众一般历史知识、文化观念的主要来源，也熏陶了中国人“叙述―件故事，终究是‘读不如讲，讲不如演’”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90页。的娱乐方式。延安的文学接收方式与农业文明中文化消费的氛围和习惯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上海沦陷区与延安根据地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异常空间。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27页。其实，这种偶然巧合论是片面的，流星般的张爱玲现象中昭示着久被遮蔽的民族化问题。而对于延安文学，《讲话》以政治标准规范文艺问题的确对文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应该具体看到，与政治革命上中国道路的寻找同步，植根于艰难时世的“延安道路”在权宜之中部分地实现了政治革命与文学艺术的中国化。正如李陀强调的，“毛文体较之其他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两地文学空间的急遽变化，标志着文化权力的调整。政治与文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文学生态圈，推动了文化权力在普通大众、文化精英与意识形态中的重新分配，从而孕育出了新的文学景观。　　三

　　抗战时期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空间的变化，带来了文学表达上对日常生存的关注、对地域书写的深化、对文化传统的承续。

　　其一，日常生存的展示。抗日战争爆发，知识分子被迫从象牙塔走到十字街头，境况的改变把生存的难题凸显了出来。个人生存、民族生存的逼问改变着文学的题材选择和审美向度。张爱玲说经历了香港轰炸、围城和陷落的“出生入死”，“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散文全集》，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126页。朝不保夕的战乱中，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主要的生存状态，生活的理想从非日常世界退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具有特别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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