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8)

2018-03-13 19:2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列斐伏尔提出要改变空间作为人物活动场地的中性面目，关注其作为社会关系集合的内涵。上海与延安的一些小说地域特征明显，人物与环境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地域书写体现出吉登斯所说的“本地在场的有效性”。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社会学家，他指出现代性体现为传统的断裂，地域界限的模糊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张鸿声说张爱玲，“将乡土中国理解为上海自身城市逻辑，甚至是一种‘底色’。这使她对上海的表现，获得了空前的深度。”张鸿声：《海派文学的“小叙事传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白吉尔对上海史的研究发现：上海现代化历程最可贵之处是对现代化的超越，即现代性在其文化本质中的植入。“上海是接受西方文明并使之与民族文化互相兼容的现代化样板”，其现代性不是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而是“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3页。也就是说，现代元素在上海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在地化”生根，是其具有超越性的独特价值。　　赵树理小说也在人物与环境的协调中体现出本土现代性的新颖。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与现代文学、人民文学人物创造的典型化手法不同，“赵树理文学的核心”在于，他“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性的同时与背景溶为一体了”。⑥[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76、78页。也就是说，赵树理的人物是带有乡村空间整体特征的个体。人物与背景之间不再是主次有别的关系，而形成了人物与空间互相说明、互相指涉的整体链接。上海、延安两地对本地风物、本地体验、本地文化的书写，体现了回到地方性的文学努力，是民族性回归的深化。

　　其三，文化传统的承续。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民族化追求上的殊途同归，其重要意义不在于内容形式上的局部变化，而在于其中所昭示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对本民族文化的正视、尊重，是民族生存、革新的力量源泉。研究者将“新文学自创始伊始即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剧的与传统文学精神的巨大断裂”，称为中国新文学始终艰难承受着的“无‘根’之累”。贺仲明：《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1期。在新文学徘徊回旋的发展中，抗日战争非正常的时代环境提供了一次反观五四、重审传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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