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3)

2018-03-13 19:2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首先，从作家队伍来说，新文学作家阵营不再是文坛的主导力量。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选择撤离沦陷区。据研究者统计，《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卷所提供的文学革命时期作家有142名，到抗战中除鲁迅等17人去世外，剩余125人留居沦陷区的仅有周作人、俞平伯、张资平、陈大悲、傅东华等9人。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38页。留居上海的正直文人基本选择韬光养晦、沉默蛰居。与新文学作家不同，著名的通俗作家除张恨水等之外大部分留居沦陷区。严芙孙等所作《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中所列66位作家抗战爆发后大部分活动于沦陷区。当然，“为什么某些作家留在日本占领区，而另一些作家逃到别处去”，理由有多种多样，“但是其中没有一种理由是属于政治方面的”。[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页。除生活上的考虑，通俗作家对文化出版平台的依赖更为明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真空”中真正投靠日伪，为“和平文学”、“大东亚文学”摇旗呐喊的只是一部分。而影响较大、与日伪无染的文学期刊由通俗文人掌门的占到半壁江山，如陈蝶衣先后编辑的前期《万象》和《春秋》、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顾冷观编辑的《小说月报》、钱须弥编辑的《大众》等。它们极少依赖官方经费上的支持，几乎完全靠商业模式运作。当时活跃文坛的年轻作家也大多持卖文为生的目的，如师陀、苏青，其中不少深受通俗文学影响，如张爱玲、施济美。

　　在延安，根据地文坛对“山顶上的人”和“亭子间的人”实行了双向形塑，使农民作家浮出水面，对知识分子作家进行了思想改造。赵树理的通俗化创作在《讲话》发表前受到重重阻力，《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屡屡受挫。赵树理、孙犁、康濯、孔厥等作家，代表了新文学乡村书写的“本地人”、而非“外来者”的出现。相对于知识分子作家，这些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工作者，大多出生于农村，没有正规大学或留学的教育背景，是没有喝过洋墨水的“土包子”。他们大多接触文学之前已经走上革命道路，文学活动是他们参与革命工作的一种方式。不管创作风格有怎样的差异，对农民和共产党革命的认同是这一类作家的共同特点。抗战改变了文坛组成，也催生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代作家。作为解放区文艺方向的赵树理“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孙犁说，如果没有抗战，作为文艺爱好者的赵树理，“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律，他可以沉没乡塾，也可以老死户牖”。孙犁：《谈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5页。同时，孙犁直到晚年也感念抗战给他开启了文学之门。他说：“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文集》续编3，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一代中国底层作家为新文学注入了清新质朴的活力，表达了中国抗战的部分真实。同时，知识分子作家在民族战争的时代要求下，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下，在延安军事化生活的约束下，也逐步进行着农民化的自我改造。他们走出书斋、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积极与工农群众结合，投身于实际的革命与建设，熟悉了底层的生活，也砥砺了纤弱的文风。但是，知识分子作家对工农群众的完全认同，精神上的自我萎缩，以片面的农民化代替民族化，也是一段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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