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2)

　　抗日战争不仅促发了全民族被动的文化自救，而且开启了广大国人深层的文化反省。整个大陆地区关于“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热烈讨论，将大众化的问题深入到了民族文学建构的根基上，使抗战“成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文学研究者甚至呼吁重新估价抗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提出以抗战爆发作为文学史的分界，把握战时文学内在特征的变化走向。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陈思和：《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全面呈现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特征是一项头绪繁复的巨大工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段文学可以部分地解读文学空间与民族化的复杂关系。本文选择上海和延安此处沿用“延安文学”的概念，指“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参见林焕平：《延安文学刍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3期。在抗战中的文学状态作为切片，比较两个异质空间文学民族化取向的异同，以期重新审视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趋势。

　　上海与延安在1941～1942年间先后进入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空间，前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完全沦陷，异族统治基本切断了新文学的传统;后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也重建了新文艺政策下的文学新秩序。直至抗战胜利，两地文学空间呈现出与战前的完全异质性，奉献了民族文学昙花一现式的的绚烂成果。特别是张爱玲与赵树理的横空出世，一直被奉为新文学发展中难以再现的“神话”。这两个政治性质迥异、话语空间不同的区域，其文学风貌的差异不言而喻。然而，上海与延安两地文学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都呈现出明显的民族化追求，绝非历史的偶然。 　　二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沦陷。新文学创作队伍的撤离，使上海沦陷区原有的左翼文学传统和新感觉派为代表的都市文学传统面临转变;日伪政府的言论控制使文学创作进入“低气压”氛围，但由于都市空间的多层化、发达的市民文化参与了沦陷时期文学的重构。而延安文学，底子是原苏区的民间文学，后由全国各地投奔而来的文人壮大了文化队伍。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得到了大力提倡，农民作家的发掘与知识分子作家的改造，加速了政治革命书写对五四启蒙话语的取代。

　　抗战时期的上海与延安在文学民族化追求上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异族统治，政治高压，民族文学处于逼仄的空间，一个是共产党统治区，民族文学处于高昂的状态;一个是现代大都市，有着较为成熟的出版平台，作者读者群体都形成了一定的趣味习惯，一个是边远的内陆农村，文化接受水平较低，作者读者的队伍都需作进一步引导。它们相同又相异的民族化追求，最根本的动因源于文学空间的重置。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周扬即敏锐地指出文学环境的空间转换对文学创作的新要求。他说：“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地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27页。抗战时期文学空间的变化，体现在与战前从内而外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由沿海到内陆的变更，而且表现在文学活动主体与方式的改变。战前，新文学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主体的文化形态，“中国民间文化基本上被排斥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传统以外”。陈思和：《民间的浮沉》，《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抗战爆发后，新文学自足的文化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赵树理所谓“从文坛来到文坛去”“新文学的圈子”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