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7)

　　上海史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占领的威胁和耻辱”使上海居民“日益艰难的物质生活雪上加霜”，“从早到晚，人们在指定的供应点前大排长龙，争夺打斗无日不有”，“上海的街头从来没有这么多因饥饿而倒毙的人”。[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记录了延安根据地的发展困难，“1941～1942年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造成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三次“灭顶之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生产运动，是延安争取生存斗争的特色道路。[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两地文学作品表达了强烈的生存要求。《大荒年》(沈寂)、《多余的人》(施瑛)、《盐巴客》(郭朋)在饥民弃婴、易子而食等野蛮故事中表达出一种令人惊悚的意味。延安文学也在对农民苦难的正面描写中，真实展示了农村生活的衣食住行，具有史料意义。如《李有才板话》中以吃和住两项基本的生活内容写阎家山的社会面貌，“吃烙饼”与“喝稀饭”的分化、砖房-平房-土窑的“一道斜坡”，是阎家山“模范不模范”的真面目。

　　在物质生存的记录之外，两地文学对底层生活秩序也有真实的呈现。延安文学在表现农村旧社会的苦难时，着重揭示乡村政权的腐败和绅权阶层的劣变，以及这些对旧乡村精神的挑战。其中，赵树理对乡村政权状况的揭示、孙犁对乡村人伦关系的歌咏，极具代表性。赵树理的《催粮差》《李家庄的变迁》《刘二和与王继圣》《福贵》等作品表现了乡村社会旧权力体系的腐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对新政权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警示。《李家庄的变迁》通过龙王庙里吃烙饼议事，写出了乡土社会“无讼”的传统，但春喜的耍赖、李如珍的偏袒、小喜的蛮横，写出了绅权阶层对乡村秩序调节功能的退变，而对公审李如珍的血腥描写暗示了旧秩序崩塌后的混乱。《受苦人》等小说更是对传统乡村伦理进行了展示，描述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道义与利益的纠结，呈现了一个为新文学所忽略的农民精神世界。

　　抗战时期上海文坛一改鸳鸯蝴蝶派的哀情、奇情、苦情模式，在对沦陷生活的苦难体验中表达出日常的无奈。予且小说人物的小智小悲、苏青关于女人的雷人惊语、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永远笼罩着的“惘惘的威胁”，与广大市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审美期待非常吻合，带有中国人的精神印记。

　　其二，地域书写的深化。地域特色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源泉之一，但地域性并不是漂浮于风俗人情表象之上的装饰物，而是深潜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实质的生存状态之中。鲁迅先生最早将“乡土文学”称为“侨寓文学”。侨寓性正是抗战前乡土书写的重要特点，对于乡土的远景关照落脚不在乡土本身，而在侨寓者要抒发的“胸臆”。而对于都市，战前中国书写更鲜有真实地域感的表达，常常在现代性的漫游和反殖民的表述中，模糊了都市市井的本土特征。

　　抗战后从沿海到内地、从乡村到都市的大迁徙改变了文人的生存状态。侨寓者的归乡、漫游者的沉潜，改变了作家的情感体验，也改变了文学表达的地域意指。加兰说：“只有出生于当地并从内部了解当地生活的那个作家，才能真实地描写某个城市或某个农村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作家说来，任何东西也不会是‘奇怪的’或‘美丽如画的’，对于他，一切都将是亲切的、充满了美与理性的。”[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2页。抗战时期两地文学不仅仅在方言俗语、风土人情中渲染地域氛围，而是着重于特定地区生活样态的描述。师陀宣称《果园城记》的主人公不是“马叔敖”或“我”，而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是“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师陀：《〈果园城记〉序》，《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96～97页。这时，“地域”与“空间”内涵更接近，它是人物的生存场所，也是一个文化成长的特定场域。它不仅体现着明显的地理特征，还包含了历史文化的人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