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4)

　　其次，从文学创作的价值立场来说，底层趣味得到了重视。从布尔迪厄所提的“区隔策略”[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可以知道：趣味的区隔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权力场中的强势阶层通过趣味与生活方式的区隔合法地进行权力的渗透;文化生产、文学创作中的趣味取向强化着话语秩序的形成。战前，新文学把文学的趣味放在人生要义、社会责任之下，对纯粹的趣味性持贬抑的态度，即使谈趣味也将之作高级与低级的区分。

　　抗战时期上海与延安两地对底层趣味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上海，作家们认为“能够活用”“大众的趣味是通俗文学的第一要诀”，⑥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2、265页。并进而提出趣味无所谓高低之分、只有浓淡之别。予且说，“拿‘食’，‘色’两项来说，就是人生有趣味的事”，“作品不浅薄不平凡不粗陋，读者读之，趣味就浓厚”，不能以读者“阶级之贵贱而定其趣味的高低”。予且：《通俗文学的写作》，《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张爱玲认为，创作态度上作家要把自己归入读者群里，“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这里所用“低级趣味”显然不带有贬义。张爱玲深受通俗小说滋养，对通俗的理解不是一种策略性的借用，而是趣味上的完全认可。她说：“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散文全集》，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正是对市民趣味的肯定，作家们自检应放下知识分子夸大的自我幻想，去除自以为高的精神“洁癖”，要“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长出来的”。张爱玲：《我看苏青》，《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版，1994年，第460页。他们认为“民众自己的文学，具有为老百姓所热烈喜爱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⑥这些用词、观点与根据地文学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体现了共同的民族化取向。但由于出发点不同，最后的文学导向风格迥异，也是必须注意的。 　　在延安，《讲话》所导引的工农兵文学对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学进行了颠覆，对文学主体作了一次根本的改变。知识分子的农民书写侧重于文化的批判和思考，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被描写”。在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中，农民/知识分子的书写关系与东方/西方不平等的文化权利关系具有同构意义。根据地作家活动空间的位移、圈子的改变，带来了文学主体的重大变化。“过去我们的新文艺运动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现在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圈子跑到工农兵的圈子里去”。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67页。对农民群体欣赏趣味的尊重，出于根据地抗战宣传的功利目的，但赵树理等作家对农民文化权利的呼吁与坚守却别有历史价值，特别是把当时90%未受文化教育的农民也列入文艺的接收对象，尤为难能可贵。表现在创作上，体现为对这一类受众文化程度、欣赏习惯的尊重。赵树理指出通俗化最根本的难点是文化立场上的隔膜，把通俗化看成是迎合、策略、屈就便不能实现真正的通于俗。“不能‘深入’，就不能‘浅出’;艰深的词句容易捏造，而通俗明快的文章，却很不容易作!”赵树理：《通俗化“引论”》，《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43页。因此，他的创作 “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件，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1页。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特别注意到农民的欣赏习惯。而抗战后赵树理的农民立场逐步为政治功利所掩盖，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学都是一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