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延安:抗战时期的文学

　　现代化的追求与民族化的表达，是中国现代文学互相缠绕的双重渴求。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形式、民族化、中国气派等成为文坛的热点话题，文学创作、理论争鸣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明显倾向，与五四文学的反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般认为，抗战时期的文学民族化是民族危亡中功利的应激反应，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战时策略。然而纵观抗战时期的文学成就，不得不承认新文学原有的创作惯性在这里作了一次被动停顿，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本土立场下的现代性调整，从而造就了上世纪整个40年代文学的丰收和成熟。怎样中肯地评价这一民族化回归的趋势，怎样深入认识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与五四启蒙现代性之间内在的承续关系，怎样从特殊的历史情境总结出文学民族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教训等都是抗战时期文学中值得总结的重要经验。

　　战争生活的困厄、民族意识的高涨改变了抗战时期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空间，使现代文学走入市井、走向农村，与中国底层社会有了更紧密的接触。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族化定位，加快了外来影响在本民族文化中的融合，推动了现代质素的民族化沉潜。当然，回归之中的后退、沉潜之中的流失，也是需要细致分析的。因此，深入到战时文学空间的内部，具体考察抗战中民族化追求的背景过程、形态特点，可以深入思考民族化思潮对文学嬗变的内在影响，重新审视民族文学建构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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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想象紧密相连。研究者们说：“‘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①“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正是新的中国形象的创造史”。②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文学的生成互相催生，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特殊国情。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与近邻日本的甲午海战进一步摧毁了中国人的天朝大梦、敲响了积弱不振的警钟。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在外界刺激下逐步形成，现代文学对民族共同体的最初想像以西方作为模板。五四文学“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1页。这种思想和语言上的变革，“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6、64页。被委以重任的五四文学激越于民族国家的表达，而逐步吊诡般地偏离了文学革命肇始关注的大众化问题。日本学者在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提倡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后指出，每一次大众化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日]今村与志雄：《赵树理文学札记》，《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己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可以说，民族化与大众化是现代文学发展中又一紧密关联而互有颉颃的问题。

　　抗战前从语言文字、旧形式利用等方面的大众化探索，仍是局限于外在技术层面，尚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化。如何大众化，成为新文学发展中始终纠结的重要关节。胡风在抗战初期分析指出：“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胡风：《大众化问题在今天》，《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4页。大众化不是单纯的文学话题，不能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实现，其间交杂着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种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