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

　　中共党内，叶剑英长期在军界任职，以参谋见长。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统战工作者。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统区工作，利用其在军政界的影响力开展抗日军事统战工作。无论是国统区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还是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都成为其展现军事统战才华的重要舞台。

　　作为有名的“儒将”，抗战时期，叶剑英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大量时政及军事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不仅《新华日报》《救亡时报》等报纸，即使一些政治观点中立，甚至偏向于国民党的报刊杂志，都是叶剑英发表言论的阵地。比如《时事类编特辑》，叶剑英为其写下“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的题词，希望它“成为一个有力的对内宣传抗战的读物”。[1]此外，叶剑英还经常接受各界邀请，参加抗战动员会、纪念会和时事讨论会，发表独到见解。1938年5月，叶剑英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为广东各界人士做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抗日思想动员。他从广东要为抗战而准备谈起，谈到中日战争发展、国共关系现状、八路军艰苦抗战事迹。他特别强调指出，八路军也是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虽有摩擦，但绝不会重演十年来的惨痛的历史。[2]

　　叶剑英的军事评论和演讲，不仅生动活泼接地气，而且理性客观、眼光独到，很受民众喜欢。为此，新华日报馆专门将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抗战军事时论和演讲稿汇编成册，以《叶剑英抗战言论集》为名出版。这本书收集叶剑英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间发表的各类文章31篇，涉及中国抗日战场的战局特点和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及八路军游击战经验、纪念文章和演说词等诸多方面。[3]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中国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大大提升了民众抗战的信心。

　　1937年7月9日，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提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4]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形成后，叶剑英一直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国共两军间的军事联络、协调工作。

　　南京沦陷前，叶剑英是中共驻南京代表，主要负责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虽说处于国共合作抗战的“蜜月期”，但两党间的军事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八路军接受改编之初，国民政府迟迟不发军饷，同时，又严控中共“打土豪”，使八路军陷入军需不继的境地。毛泽东等人专门致电叶剑英，要他“质问国民党是何道理”。[5]对此类问题，叶剑英始终秉持不卑不亢的原则，力图从正面来解决。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6]

　　南京沦陷后，叶剑英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工作，继续负责国共两党间的军事联络工作。这一阶段，新四军的改编和战区划分问题成为国共间军事互动焦点，除了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以外，叶剑英还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其出色的参谋能力。比如，1938年3月上旬，叶剑英曾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提出：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此建议得到白崇禧的充分认可。[7]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决定进行军事技能方面的深层次合作，借助中共游击战术经验来培训国民党军事人才。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叶剑英出任中共方面的主要负责人。[8]叶剑英通过自身魅力，在干训班中产生很大影响力。据李默庵回忆：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