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4)

　　叶剑英的军事评论和演讲，不仅生动活泼接地气，而且理性客观、眼光独到，很受民众喜欢。为此，新华日报馆专门将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抗战军事时论和演讲稿汇编成册，以《叶剑英抗战言论集》为名出版。这本书收集叶剑英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间发表的各类文章31篇，涉及中国抗日战场的战局特点和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及八路军游击战经验、纪念文章和演说词等诸多方面。[3]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中国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大大提升了民众抗战的信心。

　　1937年7月9日，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提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4]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形成后，叶剑英一直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国共两军间的军事联络、协调工作。

　　南京沦陷前，叶剑英是中共驻南京代表，主要负责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虽说处于国共合作抗战的“蜜月期”，但两党间的军事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八路军接受改编之初，国民政府迟迟不发军饷，同时，又严控中共“打土豪”，使八路军陷入军需不继的境地。毛泽东等人专门致电叶剑英，要他“质问国民党是何道理”。[5]对此类问题，叶剑英始终秉持不卑不亢的原则，力图从正面来解决。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6]

　　南京沦陷后，叶剑英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工作，继续负责国共两党间的军事联络工作。这一阶段，新四军的改编和战区划分问题成为国共间军事互动焦点，除了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以外，叶剑英还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其出色的参谋能力。比如，1938年3月上旬，叶剑英曾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提出：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此建议得到白崇禧的充分认可。[7]武汉、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决定进行军事技能方面的深层次合作，借助中共游击战术经验来培训国民党军事人才。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叶剑英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叶剑英出任中共方面的主要负责人。[8]叶剑英通过自身魅力，在干训班中产生很大影响力。据李默庵回忆：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做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9]

　　1940年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副书记，分管军政组工作。随着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过，两党军事互动重点日益转向预防、避免、处理摩擦事件上来。中共中央调整统战策略，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的政治口号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1]的策略方针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12]根据最新指示，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交涉行动。1940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会上，各战区参谋长纷纷为检讨战局失利为由，将矛头对准八路军、新四军，认为中共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听了几天后，叶剑英发表《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答辩，运用充分的数据和详实的资料对所谓的责难进行反驳。他指出：“摩擦的严重已经到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政治原因，我们“应该把摩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到原因，“求得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抹杀事实，曲解事实”，如果这样，只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13]叶剑英在会上的表现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专门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14]1940年夏季起，国共两党在华北的摩擦稍有减弱，但在华东、华南一带的摩擦日益加剧，叶剑英越来越参与到相关事件处理中。“皖南事变”爆发后，叶剑英亲自给发动事变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打电话，痛斥其行为。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叶剑英就一直在从事针对东北军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9月，他化妆成马夫，与汪锋等人一起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近身副官孙铭九的公馆，到一线开展工作。[15]期间，叶剑英充分展现出色协调能力，不仅与张、杨等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而且还深入军中，与各个层级的军官打交道、交朋友。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又与周恩来一起，按照中央指示，围绕事变的和平解决展开工作。得知张学良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中的“少壮派”长跪于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要求红军与东北军一起去把张学良救出来。在此情形下，周、叶两人只能尽量安抚这些军官的情绪，将其劝退。经中共内部紧急磋商，决定由叶剑英出面，到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出席的军事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中共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几番调停，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的激进情绪最终得以平复，没有发展成为阻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障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