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2)

　　1940年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副书记，分管军政组工作。随着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过，两党军事互动重点日益转向预防、避免、处理摩擦事件上来。中共中央调整统战策略，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10]的政治口号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1]的策略方针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12]根据最新指示，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交涉行动。1940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会上，各战区参谋长纷纷为检讨战局失利为由，将矛头对准八路军、新四军，认为中共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听了几天后，叶剑英发表《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答辩，运用充分的数据和详实的资料对所谓的责难进行反驳。他指出：“摩擦的严重已经到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政治原因，我们“应该把摩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到原因，“求得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抹杀事实，曲解事实”，如果这样，只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13]叶剑英在会上的表现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专门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初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广大的同情)。”[14]1940年夏季起，国共两党在华北的摩擦稍有减弱，但在华东、华南一带的摩擦日益加剧，叶剑英越来越参与到相关事件处理中。“皖南事变”爆发后，叶剑英亲自给发动事变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打电话，痛斥其行为。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叶剑英就一直在从事针对东北军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9月，他化妆成马夫，与汪锋等人一起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近身副官孙铭九的公馆，到一线开展工作。[15]期间，叶剑英充分展现出色协调能力，不仅与张、杨等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而且还深入军中，与各个层级的军官打交道、交朋友。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又与周恩来一起，按照中央指示，围绕事变的和平解决展开工作。得知张学良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中的“少壮派”长跪于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要求红军与东北军一起去把张学良救出来。在此情形下，周、叶两人只能尽量安抚这些军官的情绪，将其劝退。经中共内部紧急磋商，决定由叶剑英出面，到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出席的军事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中共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几番调停，东北军中“少壮派”军官的激进情绪最终得以平复，没有发展成为阻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障碍。[16]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广泛接触军界各派系爱国将领，向他们介绍中共对抗战的基本政策，推动国民党当权派政策朝着有利于全民合作抗战的方向转变。1937年10月，他和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指出他已经分别与孙科、陈铭枢、李宗仁等人见过面，并与在京各派就九国公约会议及民意机关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取得一定共识，请中央确定，以便统一。[17]1937年12月7日，他就战争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指出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争取苏联出兵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盘算，中共应该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从亲日派中脱出来，让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18]在南方局工作时期，叶剑英与军界上层人士的交往更加广泛，既有国民党内主流派系中的爱国将领，又有各地方派系的实力派将领，还包括一些虽无兵权但却资历深厚、在军界影响颇大的前辈将领。比如，叶剑英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将领张冲就建立起了深厚友谊。1941年8月，张冲病逝，叶剑英专门致电其家属，赞扬其“力主抗战，呼吁团结”的功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