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初探(下)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与其新闻媒体内部重视创新，机制灵活多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桂林各报高度重视广告发行工作

　　抗战时期，桂林各报之间竞争激烈，为能在桂林的报业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各报努力进行新闻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加强发行管理，扩大营销市场。

　　《大公报》(桂林版)作为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最高时可达35090份。①随着桂林市面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虽然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但在“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的引领下，其广告还彰显了“以受众为中心”、“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经营方针，其刊布的广告在当时的战时桂林亦独具特色。

　　《广西日报》(桂林版)除了拥有广西各级党政机关的订户，拿着省党部和政府的拨款外，还积极开拓市场，运用各种手段筹集资金以此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如《广西日报》(桂林版)1938年5月建成的新馆除了政府部分拨款外，大多是通过积极开拓市场，增加发行量，搞好经营等方式筹集到的资金。另外，《广西日报》(桂林版)既承担党政宣传工作，又满足市民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并没有使它走向没落，变成一份没人愿意看的报纸。正是因为不断的开拓市场，重视读者受众的影响，才让《广西日报》(桂林版)更贴近民众，同时也加速了新桂系政府各项政策的传播，使得民众能积极支持和响应政府的号召。此外，正是由于前期的市场开拓，才使得《广西日报》(桂林版)能在日后与《大公报》(桂林版)等大报纸同台竞争，占据一席之地。

　　《救亡日报》(桂林版)为了在报业市场上站住脚，积极树立品牌意识，推出独有的新闻产品――“本报特稿”。该报通过利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重庆、昆明和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为了引人注意树立本报品牌，每篇文章的题目都加上一个“本报特稿”的标志，以示本报独有的新闻产品。这个独有的新闻产品的推出，为桂林各报所无，深受读者欢迎。不但提高了《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品位和质量，也迅速扩大了《救亡日报》(桂林版)的销路。此外，争取抢在《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等报之前出报，是《救亡日报》(桂林版)争取在桂林报业市场站住脚的经营策略之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严格了出报流程，密切了编辑部与印刷厂之间的衔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救亡日报》(桂林版)成了桂林报业市场上出报最早的报纸，促使报纸的发行量迅速上升。

　　二、桂林各报在内部推行灵活多变的管理制度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还来自于桂林各报在内部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了媒体运行的效率。

　　《广西日报》(桂林版)在管理方面采取的是比较开放和自由的管理模式，即“只管人，不管事”。该报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很少直接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部的事务，几乎不参与。广西日报社采用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权力，而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政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据当时的记者楼栖回忆“社长韦贽唐(兼职)，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②黎蒙虽没有身兼他职，但黎蒙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该报记者谢落生曾这样回忆，黎蒙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接待朋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