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初探(上)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得以发展，从生态学角度而言，抗战时期桂林和广西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是战时桂林新闻传媒得以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桂林文化城的形成集聚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人才、丰富抗日救亡传播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一批批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得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享有“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桂林这个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

　　抗战前，桂林只有几家小的报刊。在桂林形成“文化城”期间，桂林的报刊激增。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共有各类刊物39种，报纸17家，印刷厂109家，每月排字量在4000万字左右。当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从战前仅有的几个地方小报一跃发展到十几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其中，著名的日报就有《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力报》等;晚报有《桂林晚报》、《自由晚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等四家;还有例如《辛报》、《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民众报》、《小春秋》等报刊。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得以发展，从生态学角度而言，抗战时期桂林和广西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是战时桂林新闻传媒得以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桂林文化城的形成集聚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人才、丰富抗日救亡传播内容。桂林自古“山水甲天下”，历史上长期为广西省会，内外物资交流，各方人文荟萃，是继重庆之后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北平、上海、武汉、广州和香港的相继沦陷，大批的文化人和文化事业机构内迁到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这批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得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享有“桂林文化城”的美誉。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多达1000余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①

　　抗战时期，新桂系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国民党中央的鞭长莫及，使得八桂大地成为国统区内的一小片文化绿洲。特别是一些受战火威胁的报纸和知名报人辗转内迁到桂林后，使得广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蓬勃的地区。

　　受众激增是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另一原动力。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当时国内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最大，人员构成最为复杂多样的城市之一(抗战时期，桂林人口最多时超过60万，而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人口也就是80多万――笔者)。既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高学历、高收入阶层，又有大量只具备中等文化、低收入的打工一族;既有相当一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追求现代生活品位的人士，又有不少受中国文化熏陶，留恋传统的市民。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桂林传媒的受众生态系统，也由此决定了其多元化的形态。

　　新闻传播发展的物质条件是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的利器。抗战以来，内地许多厂家迁来桂林，桂林的印刷业飞速发展。抗战前，桂林只有印刷厂10余家，而且大部分属于手工印刷，工效低，质量差。抗战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全市共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排字能力每月可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有关印刷工人、技师在1万人以上。纸张的来源渠道也较多。当时多用湖南邵阳、浏阳及广东南雄土纸，数量充足，价格便宜，运输也很方便。桂林生产的黑色油墨就能满足桂林印刷业的需要。这些条件在整个大后方来说都是较理想的。它们是桂林文化事业尤其是新闻传媒事业盛极一时的强大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