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6)

　　叶剑英深谙军事统战之道，他认为，抗战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军事上真正的无往不利，一定是要有最深厚的民意支持为基础才行的。在主持国统区军事统战工作期间，他的格局非常宽广，不止将统战范围局限于军界，而是将其面向社会各个阶层。

　　(一)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知识界精英紧密联系，与坚定抗日的民主人士建立起深厚友谊。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七君子事件”，中共迅速在全国掀起一场营救运动。1937年4月12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知以中央要发动救援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指示他通知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准备响应。[20]“七君子事件”后，叶剑英与民主人士形成良性关系。1937年10月，沈钧儒等人就设立民意机关问题和叶剑英多次沟通。叶致电毛泽东等人，就民意机构名称、职能、权限等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告知，此建议已获“沈等及各方面”重视，请即考虑这问题，“以便不失时机的提出与推前”。[2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桂林一度成为抗战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云集与此。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领导下，以李克农为首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这里密集展开针对中间力量和知识阶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至1939年，叶剑英多次到桂林作报告，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曾亲身聆听叶剑英演讲的潘超回忆：他在讲话中不时插几句广东话，讲得有声有色，会场十分活跃，一扫过去“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22]叶剑英还应千家驹等民主人士邀请，专门去广西大学、桂林生活教育社、桂林青年座谈会、生活书店同仁自治会等社会团体，参与时事讨论活动。[23]

　　1940年10月，国共在苏北发生摩擦事件，为消除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力量疑惑，毛泽东专门向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电报，要他们对黄炎培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24]1941年1月中旬，八路军驻贵阳、桂林等地办事处交通站接连遭破坏，叶剑英遵照中央指示，主动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交谈，向他们揭露真相。[25]中共就抗日军事摩擦问题开展的统战活动在民主人士间产生明显效应。据叶剑英等致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后的电文显示：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很失望，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进行民主及反内战运动。[26]叶剑英等人1941年1月至中共中央电文也显示：“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提出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派出章伯钧等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27]

　　(二)加强与爱国华侨交往，促成中共海外抗日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叶剑英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公开信，向广大华侨宣扬八路军抗战事迹，动员他们为国效力。1938年11月，他和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解放区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28]1939年3月，他和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发表《第八路军致华侨社团的公开信》，向广大华侨介绍八路军抗战事迹，敬希“诸公领袖同侨”，“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民，予以有效之援助，我八路军健儿，誓与日寇不共戴天”。[29]他还曾多次代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华侨代表，接受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30]1940年4月和7月，他多次在重庆会见南洋侨领陈嘉庚，希望陈能将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广大侨胞，继续巩固国共合作抗日中发挥重要作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