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在抗战中发挥十大积极作用(6)

　　第八，脱去袈裟，直接参战。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在解决了戒杀与抗日之间的矛盾、并理解成佛与降魔之间的关系之后，中国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投身于抗日的战场。

　　1938年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 年秋至1939 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 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 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33]。住锡厦门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并把自己的居室称为“殉教堂”之后，同在闽南的宏船法师也以出家人的名义加入抗日救护军。由于他宽宏大度，带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队员升为救护队大队长。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像这种直接参展的僧人在当时虽然还只是少数，但他们却以实际行动和自我牺牲，代表了中国佛教界的抗敌激情，既为中国抗战史增添了鲜活的内容，也为中国佛教史留下凝重而新奇的记忆。

　　第九，对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的谬论与行为进行抨击。

　　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佛教自传入日本之日起就表现出极强的“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因此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到国家、贵族的支持和扶助。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府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34]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公然宣扬:“发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献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35]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后，侵略者竟然把这场非正义战争说成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对日本国内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佛教宗派则予以迫害和镇压,而日本佛教界绝大部分都对战争表示支持。“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36]，他们完全“被顽冥不灵的黩武主义者拖入了这次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漩涡里不能自拔”[37]，他们向前线派出随军僧,指使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官兵、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充当日本军队的帮凶。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中国佛教徒深感遗憾和痛心。佛界人士首先对当时的日本佛教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学理的研究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佛教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的教义”[38]，它已变了质，“成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国际间很早就有人说日本的佛教是没有灵魂的尸体”[39]。他们“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失却佛教伟大的精神，而偏陷入于狭隘的国家种族的观念了” [40]，严重玷污了佛教和平、慈悲的形象。中国佛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别再为虎作伥，别再做侵略中国的可耻工具。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的批判尽管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唤醒日本佛教界的作用，但它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揭露了日本佛教界支持侵略的妄言与恶行，维护了正统佛教的形象，展示了中国佛教坚持真理、抑恶扬善的光荣传统。

　　第十，提出佛教关于制止战争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