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工人在抗战相持阶段,坚持隐蔽分散斗争

　　1938年1O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深感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不足，背后占领区遭受八路军严重威胁，便被迫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进攻，把主力转向后方战场，回师华北，以求巩固占领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诱降为主的方针，对后方抗日民主根据地施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动摇和反共活动，同时加剧。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蒋介石则以对外转向对内的战略，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蒋介石配合日伪军的扫荡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亦称三次磨擦)。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遇到严重困难，处于沦陷区的天津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

　　1938年8月以后，中共河北省委撤出天津，中共天津市委撤销。新成立的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负责三个敌占城市和北宁、平绥两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天津市内成立“城委”，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坚持秘密工作。“城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扩大党的影响，输送革命青年、工人、知识分子，提供各种必要物资，支援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就地发动爱国抗日力量，打入工厂、企业、学校、团体，在群众当中开展隐蔽的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

　　天津“城委”在194O年建立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先锋队” (简称“青抗先”)，在此基础上，1941年发展党员建起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市内党支部。1942年8月，市内的部分革命青年与中共冀中区八地委取得联系，7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起党的外围组织“天津青年抗日救国会” (简称“青救会”)，1943年8月，根据中共冀中区十地委的决定改名为“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天津抗联”)。1944年，“天津抗联”建立了党组织。到抗战胜利时，“天津抗联”会员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党员有五六十人。1944年，中共冀东区委派干部进入市内与爱国青年联系成立“天津民族革命联盟” (简称“民联”)。这些革命组织虽然不是专作工人工作的，但都以联系工人群众为工作重点，派出自己的成员分赴工厂、学校、机关以至伪军、伪警中开辟工作，联系群众，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当时，公大七厂、双喜纱厂、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晖东制鞋厂、兴满胶皮厂、恒源纱厂、高源铁工厂、天津银行、天津铁路东站等单位，都有这些组织，特别是“天津抗联”的成员到那里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并形成一定的力量，影响很大。

　　总的看来，中共平津唐点线工委、天津城委和中共冀中区委、地委这一段时期在天津市内的工作方向和方针是正确的，虽然工作开展是点点滴滴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但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秘密工作十分艰难，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对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利用租界”开展抗日活动受到严重威胁。　　1939年6月14日，日本侵略军把英法租界通往日租界及中国管界的七个路口全部封锁。直接原因是租界内抗日活动甚为活跃，尤其是天津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汉奸程锡庚被刺身死，日军要求引渡凶手未成。英法租界被封锁后，因受阻而不能上班的工厂工人、店员，职员、码头工人等达十万人。伪天津市公署也承认“工人受害非浅”，说“津市租界问题因英方缺乏诚意，致酿成施行严密检查，隔绝交通”，“工人不能通过到厂工作，势必停歇。厂方既蒙受重大损失，而工人又均失业，生活困难”。7月24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终于通过谈判达成《有田、莱克琪协定》。英方承认日本在华有镇压抗日活动之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同日本方面合作，并引渡了被捕之抗日志士。从此，日本侵略军多次进入租界，搜捕抗日爱国人士，许多中共党员及工作人员遭逮捕、杀害，利用租界坚持抗日救国斗争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