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在抗战中发挥十大积极作用(2)

　　第二，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

　　面对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全社会都处于激愤状态，人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变成了“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这一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只有战胜魔才能成佛。他们认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所以，抗日就是降魔成佛的必经过程。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7]。他们还以《护国般若经》为根据，认为国家有内乱和外患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

　　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就认为，“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8]。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9]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10]。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11]。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12]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

　　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13]。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14]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15]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是抗敌的主要战场,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他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同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16]。热振活佛于1939年7月7 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各地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第四，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强烈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