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在抗战中发挥十大积极作用(5)

2017-12-05 12:3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1936年印光在上海发出的献金息灾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28]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29]。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 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庙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30]。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为抗战募捐，到战地抢救伤患，被称为“战神之敌”。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31]。1938年秋,圆瑛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当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32],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在中国宗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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