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在抗战中发挥十大积极作用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南岳佛教僧人写的一句话，这既是对当时业已投身抗战的中国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进一步参与抗战的激励，在今天来看，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历史特征的高度概括。这句话饱含着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战的丰富内涵，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佛教向来以出世风格而著称，常被人视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遁世型宗教。然而，佛教毕竟是人间的宗教，它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所以它总是和一定时空下的人与事密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一向清静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中国佛教界的这段既学佛又杀贼的历史，既是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思，对今天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会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历史。在国家的抗战总动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中国佛教界从实际出发，在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的同时，也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1]，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

　　九一八事件”后，太虚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通告全国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2]。身在南京的佛教居士欧阳渐先生也积极宣传,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提出“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3]。1932年3月18日,太虚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4]五台山僧侣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他书写了很多条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5]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

　　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6]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