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在抗战中发挥十大积极作用(4)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称，日本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大肆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宣传活动……情形可虑”[21]。为此，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各国，进行抗战宣传,“联络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之感情”,“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举行佛学讲演”等[22]。此次成立的中国佛教访问团以太虚为团长，从1939年11月到次年5月,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促进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访问团的努力，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23]。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唤起彼邦人士之同情,与我携手,……共同扑灭此人间之魔鬼”[24]。当局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由5名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在访问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宗教外交活动,为拓展战时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六，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

　　1933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25]。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 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 人[26]。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在“七七事变”后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最近刚刚公映的、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栖霞寺1937》则描写了位于南京的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保护营救两万四千多名难民的历史。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 月至5 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 万多具遗体[27]。湖南南岳的僧人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慧旦、演文法师还请周恩来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南岳佛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启蒙，纷纷投奔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巨赞、演文、暮笳等法师的带动下，许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智圆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在内蒙的大青山地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古族上层、宗教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并依靠他们沟通了与一些伪军、伪蒙军的内线联系，取得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帮助。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陈毅、刘少奇称他“革命和尚”。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

　　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