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6)

　　国民政府发出致《九国公约》签字国备忘录的同一日，道滋致电英国外交部，称日本于15日晚宣布将自日本本土派遣一支部队到中国。在会见日本副外相时，道滋希望日本清楚，许阁森无法在日本坚持扩大驻华军队规模的情形下说服中国停止增兵行动。道滋希望日本接受他的建议，并称“虽然没有指示，但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已经准备结束所有的军事行动”，但日本外务省副外相辩称并未增派军力，所有的行动都是正常的军事运输和补给，但是他不能给出更为具体的信息。

　　此时英国并非没有预察到日本的野心，也并非没有手段制止日本，但英国认为国际环境不允许，此时美英两国虽然不满意日本挑战远东现存秩序，但对于采取实际行动尚未下定决心。一个最为主要的考虑在于：虽然本国的利益会因日本在华行动受到损害，但如日本的行动限于华北地区，英美两国是可以接受的。林赛在致英国外交部电文中指出，“美国人整体而言对形势持悲观态度”，“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准备将反对立场坚持到底，而日本深悉此点”。

　　在北平，郭万安亦通过秘密渠道得到宋哲元与日本谈判所拟议的3项条件，其中包括惩罚中国负责官员、中国军队从平津地区完全撤离及严格遵守《何梅协定》等。宋哲元的态度是除“从平津地区撤兵不能接受外”，其余皆可商量。日本方面，关东军不满意上述条件。

　　日本逐步加速了全面战争的准备，虽然内部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意见倾向于一举解决中日间悬案，“帝国之意图，始终期望将局面限定于华北，予以现地解决。因此，要求南京政府中央军恢复原来态势，停止对日挑战行为，且不得阻碍现地解决”。在仔细审查华北局势的前提下，提出了以7月19日为谈判限期的判断。“日华间的谈判，已不容拖延”，“要以19日为限期。同时，与华北当地的谈判也要以19日为限”。因为“估计中国驻屯军在7月19日前后可完成战略展开，故以此日作为华北谈判的限期”。这正是日本对华提出口头警告的背景所在。英国据此判断，中日之间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

　　许阁森于17日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称中日之间的状况极度危险：日本意图局部解决眼下的冲突，通过强行施加条件进一步控制华北，然后再恢复中日间的正常关系;中国政府在控制公众舆论方面面临极大困难，不足以防止局部事件演变成全面冲突;蒋介石本人态度目前看起来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即要么抵抗日本，要么在爆发的公众情绪前默不作声。许阁森认为，相较于蒋介石本人而言，国民政府整体上较为平和;日本政府则必须严格约束其军事力量。

　　7月17日，日本驻华代办日高信六郎约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口头形式提出警告，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挑衅行为;不得限制华北当局执行7月11日协议”，否则形势发展实难预料。虽未要求中国立刻予以答复，但希望中国政府能在7月19日之前给出最终决定。此口头警告，已经有了最后通牒的性质。同日，蒋介石对内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中国决心应战，并提出了对日交涉的4点原则，提出了“最后关头”和“抵抗到底”两个判断，强调平津就是最后关头，绝不容失。英国政府于18日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W.H.Donald)处得悉蒋谈话的要点，端纳将其总结为4点：中国的忍耐导致一直在损失主权和忍受痛苦;日本对当下的局势具有完全的主动权;如谈及局部解决，则不能忘记伪满洲国;如无和平希望，中国将战斗至最后一省、最后一人。日本却于此时建议派代表到庐山牯岭同蒋介石会谈，许阁森提议值此关键节点，应认真对待日本的谈判建议。而蒋认为这不过是日本的缓兵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