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联威武双枪将军张传福

张传福，1902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1905年，日俄战争时，幼小的张传福就从父辈们对沙俄军队的反抗中，看到了坚韧与不屈的性格和家风。以后由于沙俄军队的残害，全家无奈只好抛家舍业，逃到黑龙江省汤原县，又辗转到太平川田家屯定居。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全家人无不对外国侵略者深恶痛绝，自然也就在张传福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侵略者的种子。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20年后，张传福已长大成人。虽说在叔伯弟兄中排行老六，又没念过书，但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很有威信。所以伯父逝世之后，他就成了全家的“掌柜的”。到1931年的时候，全家37口人，有房15间，土地100余垧，有车有马，特别是张家粉坊在太平川一带更是远近闻名。

　　就在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东北人民被迫沦为亡国奴。张家人整日生活于惶恐之中。为自家安全考虑，1933年，张传福接受了日伪的任命，当上太平川伪自卫团团长。

　　张传福虽然当上了“自卫团团长，却无时不受日本人的控制，无事不受日本人的指使。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滔天暴行，耳闻人民大众的苦难呻吟，想想自身所受的屈辱，他不时扪心自问：“难道我就这样置民族利益而不顾，甘当亡国奴吗?”他觉得自己当这个“团长”是走错了路。那不屈不挠的家族性格也在他体内不安地涌动着，驱使他苦苦地思索、寻觅。这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特派员蔡玉斌(刘忠民)发现了张传福的悔恨情绪，以盟友的身份与他谈心，分析革命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政策，鼓励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冲杀出来，参加到抗日队伍的行列，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张传福深受启发，民族觉悟迅速提高。每逢“讨伐”游击队时，张传福的“自卫团”都按游击队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放“朋友枪”应付了事。根据张传福的进步表现，中共汤原县委决定进一步同他秘密接触，争取他反日抗日。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争取引导，他表示坚决率部抗日。与此同时，党通过反日救国会员做自卫团普通士兵的工作，为争取其全团哗变作准备。

　　张传福的动向被日伪当局觉察到了，伪太平川警察署署长向县当局密报张传福“通匪”。伪县警察大队长廉仲平(人称廉秃爪子)于1934年旧历10月21日途经太平川时，责问张传福“为什么不打胡子(指反日武装)?”“为什么连一个人、一支枪、一匹马也没打下来?!”责问完后，还气势汹汹地打了张传福一个嘴巴，并命令他第二天到县府里去。张传福当时强忍下这口气，但他决意摆脱日伪统治者的羁绊。随后，他马上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张传福于当晚和汤原反日游击队领导人戴鸿宾在太平川救国会王甲长家进行密谈，行动方案商定之后，张传福和戴鸿宾又很快各就各位，两个人都过了一个兴奋而紧张的不眠之夜。次日拂晓，游击队袭击了警察署，接应张传福所率自卫团哗变。

　　张传福哗变后，率部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编为一个小队，张传福任小队长。在张传福哗变义举的鼓舞下，他的弟兄和粉匠刘子良以及一些农民群众不断加入反日游击队，甚至黄有、贾有等一些地主也先后携枪加入反日游击队，队伍不断壮大。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编为总队，张传福也升任为中队长。随着游击员的成倍增长，为了解决人多枪少的问题，张传福一面率队收缴竹帘等警察署、所的敌伪枪支，一面将自家卖粮食的钱购买枪支弹药。家里人对他也大力支持，把他妹妹的嫁妆钱也拿出来，又借了几百块钱，向“山林队”边外队购得捷克式轻机枪一挺。这样，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装备的不断加强，战斗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