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山西教育状况(3)

　　阎锡山从1918年开始施行义务教育，到1924年全省已入学的学龄儿童总数达1056115人，受义务教育儿童数占学龄儿童总数1461842人的百分比高达72.2%，男童受义务教育人数占男学龄儿童总数的比例更是高达90%多，[15]。

　　到抗战前的1936年，全国共有初等教育机构320080个，在校学生18364956人，年总经费数为119725603元。山西省于1936年共有初等教育机构24177所，在校学生数为936456人，教职员34034人，总经费数为4171737元。1937年上半年，初等教育机构数为26651所，比上年增加10.2%;在校学生数为952422人，比上年增加1.7%;教职员人数为58234人，比上年增加71.1%;总经费数4742582元，比上年增加13.7%。[16]若将晋奉鲁三省作一比较(详见表1-1)，

　　表1-1 1936年晋奉鲁三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人口仅为山东1/3的山西省，小学校数为山东的57%，入学儿童数为山东的一半;而山西的小学校数是辽宁的2.6倍，在校生数是辽宁的1.56倍，教职员人数是辽宁的2倍。说明抗战前山西初等教育发展在全国仍居前列。

　　由表1-2可见，处于大后方且在抗战前初等教育远不如山西的四川与陕西两省，四川省小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1942年比1937年分别增加了81.21%和95.08%，陕西省小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1942年比1937年分别增加了11.88%和63.83%;而抗战前本来基础较好的山西初等教育，在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之下，小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1942年比沦陷前的1937年分别减少了91.24%和77.08%。尤其是陕西省1937年的初等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分别仅为山西省的43.98%和50.83%，而到1942年初等学校数和入学儿童数却增加为山西省的5.62倍和3.63倍。可见，抗战期间，日伪对山西教育的惨重破坏。

　　表1-2 1937年和1942年晋川秦三省小学校数与入学儿童数比较表

　　(二)多元发展的中等教育

　　民国时期山西中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到1930年，全省中学校数就增至51所，在全国排第12位，学生数为9399人，居全国第14位。[20]

　　(三)风格独特的师范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将师资问题作为国民教育中两大难题之一，十分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930年山西共有7所省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一至第六师范学校和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6所：省立第一至第六女子师范学校。据1922—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全国26个省区共有师范学校275所，其中男校208所，女校67所，共计在校学生38277人，男生31553人，女生6724人;山西省共有13所师范学校，居全国第八位，其中男校8所，女校5所，居全国第四位，在校生总数为3442人，居全国第二位，男生2629人，居全国第二位，女生813人，居全国第一位。[21]

　　山西师范教育体系，不仅学校种类齐全，而且富有特色。既有全国普遍设立的省立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特别师范科、简易师范科等，又有阎锡山自己创造的一些史无前例的师资培养形式，如国民师范学校、师范讲习所、模范示教等。这些独特的师范教育形式，引起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关注和好评。陶行知评价道：“将来实行义务教育，自必从推广师范学校入手。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办法，很可参考。”[22]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倡导创办的一所专门为国民学校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从1919年开办到1936年停办，18年为山西各县教育培养了近2万名合格师资。该校在全国尚属首例，投入经费充足，建筑规模宏大，聘任名师，实行独特的管理体制，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为国民教育培育了大批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