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东部地区抗战期间财产损失状况（2）

　　除强迫“出荷”外，日伪其他强征、强购、强抢畜牧产品的行为也所在多有。据曾任伪蒙疆畜产股份公司庶务课、牲畜课的职员战犯中井勖供述：其1941年8月至10月，在多伦地区掠夺收购了800头牛，强购干草100万斤;1943年9月，在东阿巴嘎旗命令合作社协助收买牛200头;1943年1月，在上都旗强制收购了200头马;1943年3、4月，在西浩济特旗强制购买200头牛;1943年7月，委托东阿巴嘎旗强制收购约500头牛，同时又强制使用中国商人在东阿巴嘎旗和西乌济穆沁旗购牛约500头;1943年7月至8月，强制使用中国商人收购乌济穆沁旗等地羊约8300只、牛约500头;1943年10月，使东苏呢特旗公署协助强制收购马180匹、牛500头，冬季又强制该旗收购牛约100头;1944年1月，在西阿巴嘎旗强制收购马3匹、骆驼2头。此外，该战犯还供述曾建议日军藤田少佐用军队的力量在锡林郭勒马匹交易季节强买马匹。后藤田采用了这个建议，用军队的力量强买了许多马匹[21]。但具体数量不详。也就是说，仅中井勖一人，就在锡、察草原一带强购大小牲畜达12000头(只)。再据赤峰市调研报告，日、伪军在赤峰市宁城县一地，就抢夺或杀死当地群众的牲畜1万多头(只)。日军参事官岛村三郎动用警察、特务抓劳工，在阿鲁科尔沁旗建农场，抢夺当地群众牲畜2万多只[22]。至于日伪军、警、宪、特人员随意抢夺杀吃百姓的牛、羊、猪、鸡之事，更是人所共知，不必举例。日伪无论是强迫“出荷”，还是强征、强购、强抢，甚至是杀吃，都是百姓最好的成年牲畜，甚而是基础母畜，这种长期的去强剩弱，对畜牧业生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在内蒙古东部沦陷期间，日伪直接掠夺的牲畜数量，现虽然难以统计，但《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牲畜数量表》所列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基本上即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当时6盟，现今3市2盟。牲畜总头数在1947年是414.12万头(只)[23]。前文中已提到锡林郭勒草原1946年与1936年相比，牲畜数下降了48%，而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昭乌达草原沦陷时间更长，牲畜下降比率即使等同于锡林郭勒盟的48%，其损失总数也应在400万头(只)左右，所以可以说内蒙古东部在沦陷期间，牲畜直接损失加间接损失约是400万头(只)。

　　关于其他牲畜产品的损失情况，据《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记载：“民国23年(1934年)，日本关东军命令伪满洲国当局，按照经济统制的原则，颁布有关统制法令。民国28年(1939年)12月18日，颁布《家畜调整法》，主要规定不准生产者随意买卖、转移、赠送家畜，更不准隐匿家畜，对生产者所拥有的家畜，一律登记造册，8年，共颁布类似法令43件。其统制的品种，包括家畜及家畜的胴体、血、头、内脏、兽骨等。此项统制工作，由省农业站控制，省收购机等待军需征用。同年10月，又颁布了《家畜及畜产物统制法》。先后构进行垄断经营。民国二十七——二十八年(1938—1939年)，日本侵略者从内蒙古东部地区掠走羊毛280多万吨”[24]。但皮张等没有列出具体数字。

　　据黄富俊(曾在1942年至1944年任伪满洲国兴农部大臣)笔供，在其任内伪满兴农部每年收购军用畜产物资的情况是：1942年牛、羊、狗皮7000吨，毛类25000吨;1943年牛、羊、狗皮7500吨，毛类27000吨;1944年牛、羊、狗皮8000吨，毛类30000吨[25]。即在这3年里，伪满兴农部强征牛、羊、狗皮为22500吨，毛类82000吨，用于军用。因伪满洲国畜牧产品的主要产地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故此数字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日伪掠夺内蒙古东部地区皮毛等畜牧产品的数字。

　　(4)农业

　　内蒙古东部在沦陷期间，农业方面从农产品、土地到水产品、中草药材都有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