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山西教育状况

　　战时区域教育复杂化格局形成的综合动因

　　抗战前我国区域教育固然不是以公立为主的单一格局，因为从古代以来就有私立学校的存在与延续，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的批量来华又新增了教会学校。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区域教育格局最为复杂的时期，莫过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入侵，严重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环境，引发了中国政治、军事与文化等方面前所未有的变故，受其影响区域教育格局趋于复杂化。就学校教育而言，除了原有的私立教育、教会教育之外，以山西为例，又出现了日伪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由于各种教育的主办主体不同，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各不相同，同时三种教育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与博弈，因此，当时的教育呈现出复杂、混乱与多变的特点。这种复杂与多变的教育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的，究其原因有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多种因素。但最为关键的还是政治动因，著者试图运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关于权力与权威的相关理论、约翰·纳什(John Nash)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格若赫姆·罗珀(Graham Romp)的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理论，来分析抗战时期山西三种教育呈现的内在政治动因。三种教育的主办者均是为了在广大民众中获取自己的权力，只是日本侵略者运用的手段是强制性权威，阎锡山使用的是诱导性权威，而共产党采用的是合法性权威，因此革命根据地教育注定是要最终取胜的。另外，还要从地形地貌的多样化、民国早期的教育基础、日本入侵华北的动机、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阎锡山的“洪炉训练”、共产党倡导全民族抗战等方面，分析抗战时期山西复杂化教育格局形成的生态环境与综合动因。

　　抗战前山西的生态环境及文教状况

　　固然导致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格局复杂化的主要原因是各种政权机构与军事集团之间的交锋、冲突与博弈，将教育作为其“权力隐藏”和“政治动员”的关键所在，因而各种利益团体“将自身的特殊的符号力量增强到那些权力关系之上”[1]。然而，一种复杂局面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诱因的结果，而往往是多因之果。细究抗战时期山西教育格局复杂化的各种原因，不难发现，其复杂且封闭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为抗战时期各种力量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同时也为各种教育的多年并存提供了可能性与机会。

　　一、抗战期间山西的生态环境

　　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说过，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山脉、高原和平原，是浩瀚的大海和海边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航运，是在水一方的岛屿，是气候和统计数字，是航行在地中海上的大船和小船，是人口的增长。这些因素是“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和促进作用”。[4]可见，山西的地形地貌复杂，四周群山环绕与大河相隔，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相对交通不便，信息难通，这样就形成彼此隔离、相互阻隔的众多盆地、谷地、山区。这种地形为抗战时期在山西形成三种政治与军事力量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屏障，也为战时山西教育形成复杂化格局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由于天然的众多山脉将山西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数十个盆地，世世代代的山西人就在各自的活动领地生息繁衍，而日本的入侵打破了这里的民众稳定与宁静的生活，使得沦陷区民众陷入了被奴役与蹂躏的境地。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在吕梁山西、中条山南均以黄河分别与陕西、河南分界，境内围绕桑干河、滹沱河、汾河、漳河、浍河等，形成了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中盆地、晋南盆地和上党谷地，在这些平川地区历史上形成了大同、忻州、太原、榆次、临汾、运城、长治等主要城市。这些城市交通便利、经济活跃、教育相对发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日本侵晋先后占领这些城市，并由城市向周围各县平川地区蔓延。日伪政权多建立在这些城市和平川地区，并在这些地方开办了用以实施奴化教育的各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