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4)

2018-03-07 11:2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如果说明治时期“中国文化其实在每个人的无意识中如影相随”，到了大正时期则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随风远去。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变化映射到中国文化的研究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明治学者与大正学者的不同，明治时期对于中国文化更多视之为自家的学问而加以研究，大正时期则开始将中国文化作为客观对象、作为独立的外国文学加以审视，并且不再将中国作为轴心国进行学习和模仿。

　　总体来说中国文化在日本明治社会已经日渐式微，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明治二、三十年代日本却涌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著作，迎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其中以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为代表的文学史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堪称一流，这似乎颇为令人费解。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勃兴实际上是日本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回顾与追溯，是为满足日本近代“国民精神”的需要而提供的学术性产品。诸如此论，为数不少，如古城贞吉在《支那文学史》开篇便说：“盖本邦文学，半属汉文，而汉文之渊源支那，固不俟言也。”、“故不知支那文学者，未可共语本邦文学也。”藤田丰八在《支那文学大纲》序言中也说“我国既融合中国之文化，也吸收印度之文化，又并得西洋之文化，统而为日本固有之思想文学，将来重于世界文坛，未为难也。故致力于中国文学之研究，非徒恋恋旧物，实乃参随与我国文学相共而可称作第二‘国文学’之中国文学之精髓，以阐明文学之关系，穷其所本何如，以新眼光而成新研究，以为攻中国文学之初学者之资，而为研究我古文学者参考，一并而希望为将来日本文学之趋舍有所贡献也。”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谈到之所以撰写汉文学史，是因为“汉文学对日本人的性情志气影响之大是不争的事实。汉文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民众与之朝夕接触，在漫长的岁月中接受它的影响。”基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溯而迎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兴盛，这种看法直至20世纪前半仍然没有改变。如内藤湖南在1921年《何谓日本文化》中曾举例说：“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今天讲历史只讲日本的历史，而不了解以前中国的事情，那么，对于日本文化的由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代日本学者川本浩嗣也谈到：“近代以前，日本人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因为研究中国文学可以对日本文学起到辨章学术、考境源流的作用，这也成为近代日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当然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究明治时期出现中国文学史热潮的原因，如沈国威认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汉学家的生存环境大变，实藤惠秀的一系列研究描述了聚集在清国公使馆周围的汉学家的心态，他们对明治维新心怀不满、鼓吹复古、成了时代的弃儿，因此只能将研究汉学作为梳理本国文化的一种托辞，在汉学与日本国学的夹缝中求得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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