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3)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开始蒸蒸日上，日本政府逐步确立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中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对于“清国征讨策略”，日本舆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者有之，积极赞同者有之，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坚持认为清国不可侮辱论，明治八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署名松山温的题为《绝对不可轻侮支那》的评论，评论中说：“我国近来自满于本国的开明，兴起对于支那人轻侮仇视的风潮，这是应该予以匡正的社会风气，我邦须放弃轻侮之念。清国同样有奋发的可能性，况且同种同文的日清两国不应当互相蔑视，而应当竞相跨入开明先进之路。”明治十一年(1879年)一月十二日，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署名杉山繁的题为《不可轻视清国论》的评论：“日本不了解实际的事态而蔑视清国，兴起嘲笑清国的风潮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由于日本的文明开化而轻视清国属于短见之举，因为清国还是具有潜在实力的。”第二种观点是提倡日清连衡论，如明治十二年(1880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朝野新闻》发表的《清国奋起抵抗强敌有感》的文章(作者不详)，该文报道了在伊犁纷争中清国的姿态，指出清国军队在左宗棠的率领下进军新疆，平定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域，并且与俄罗斯形成对峙局面，全文积极赞赏清国人民自治独立的精神，号召日清两国紧密联合以共同实现亚洲富强。明治十二年(1880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本的《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署名三田草间时福的《东洋连衡论》的评论，该评论称：“日本不可能独立应对欧洲列强，需要全亚洲的连衡对抗，因此亚洲各国密切交往是实现东洋连衡的一大手段。”第三种观点是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极力鼓吹大日本对外扩张思想。明治中后期日本右翼思想家逐步占据了日本舆论的喉舌，前面的两种声音越来越微弱，主张日本实现“海外雄飞”的调子越来越激扬。如德富苏峰1894年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系统的宣扬大日本膨胀论思想，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这种膨胀的心理愈发强烈。综上所述，明治时期既是日本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同时也是日本试探、了解中国的过渡时期，日本后来一系列的对华政策已经在明治时期酝酿完成。

　　二

　　社会变革不可避免的会冲击到精神文化的最深处，明治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的最后一个时期，可以说明治时期上层的日本人都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有日本学者称此时的日本人甚至于不用汉文就无法思考问题。大内秋子说：“在日本明治时期，汉籍是日本人普遍具有的教养。当时对西洋文学，日本人是有意识的去亲近和崇拜，而对于中国文化其实在每个人的无意识中如影相随。”这段话很经典的概括了明治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日本与西洋文化之间的关系，明治时期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情结显而易见。对此福泽谕吉在1885年一针见血的指出：“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福泽谕吉召唤日本民众警醒，因为西洋文明就像麻疹病的传播一样势不可挡，而日本根本不具备医疗此病的良药。因此他认为不如顺应此势，“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唯有这样日本才能得以存活。他说：“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清国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将西洋文明比喻成“麻疹”和“流行病”，这个并不优雅的比喻与其脱亚入欧的激烈作风似乎并不匹配，或许汉学造诣深厚的福泽谕吉在与汉学决裂之时也曾有过内心的纠结。在福泽谕吉看来，当时鸦片大量出口到中国，中国人精神萎靡，无人关心国事，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因此唯有选择西洋而摒弃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