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观及其对中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明治时期(1868-1912)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日本学者称之为“风云激荡的时期”，可以说明治时期所构建的核心思想，几乎蕴含了现代日本人思想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经历过一次深层次的转型，其原因之复杂、影响之深广，在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近代中日两国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日本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彼时的日本急速走上脱亚入欧之路，与几千年来所仰赖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日本在引入西学方面较中国先行一步，大量的西方学术思想转道日本传人中国，日本因此由一个长久以来的文化输入国变成了文化输出国。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篇》)，如果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对日本明治社会中国观的考察其实就是一个“之所以然”的过程。

　　一

　　要考察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首先要厘清近代日本社会普遍信仰的“明治精神”。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五条誓文，正式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发展目标与方向，五条誓文后来被视为“明治精神”的象征。这五条誓文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其中提到的“破旧习”、“求知识于世界”，实际上就是要自上而下汰除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取法西洋，脱亚入欧。因此，尽管明治精神的建构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但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是“脱亚入欧”。日本最早提出“脱亚论”的是福泽谕吉，这一思想与天皇的“五条誓文”一脉相承，《脱亚论》开篇便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谕吉认为“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精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东方之恶友。”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实现振兴之路的前提是必须“从内心谢绝东方之恶友”，这种“从内心的谢绝”不仅指地缘政治上的，同时也指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朝鲜的彻底割裂。

　　然而长久以来中国文化对于日本影响之深刻，已经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领域，两种文化的交融与汇通已经演变成为日本所固有的文化，要想彻底摆脱中国并非易事。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正统的学问，在明治时代之前的江户时代，长达264年的江户幕府一直将儒学确立为日本的官学。江户幕府的历代将军都推崇中国文化，倡导儒学，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本人就有很深的儒学修养，他曾召集学者讲译汉学经典，甚至亲自主持刊行《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孔子家语》、《六韬》、《三略》等汉文书籍。上行下效，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和教育基本上都是以儒教为中心开展的。当明治取代江户，朝代虽已易换，思想的转换却并不会如此迅速。五条誓文颁布以后，日本主流社会曾围绕儒教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辩，在这场儒教之争中当以元田永孚和伊藤博文为代表。元田永孚强烈抵制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政策，他说“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以至于将来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因此“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对此伊藤博文撰写《教育议》斥责元田永孚阻挠维新变革，认为世风日下并非文明开化政策所导致，维新变革并非像元田想象的那样浅薄无知。于是元田永孚针对伊藤博文的《教育议》撰写了《教育议附议》，他在《教育议附议》中再次表明自己的主张，认为“忽视仁义忠孝”是导致世风败坏的原因，而“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才是教化之根本所在。随后，众多知名学者如福泽谕吉、西村茂树、杉浦重刚、加藤弘之、能势荣等都卷入这场有关儒教的论辩之中。直至1890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以国家教育纲领的形式正式确立教育准则，这场持续了二十余年的论争才逐渐平息。作为贯穿明治社会的全民教育准则，《教育敕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教育敕语》明确提出其制订原则是“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急于摆脱与中国的关联，但是日本终究还是没有完全走出中国的影响，至少在明治社会是如此。即使激进如伊藤博文的维新变革派，也依然无法与中国文化产生彻底的断裂，伊藤博文的名字本身其实就来源于中国的《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而据说他的治国名言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