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对山西社会生态与教育环境的破坏(4)

　　其一，怂恿汉奸开赌场、设妓院。日伪统治者为了大肆敛财，公开设大型赌场与妓院，引诱广大平民参与赌博，欲使广大青壮年将注意力转移到赌博和色欲上来，从而削弱民众的抗日情绪。如1940年前后晋北政厅以投票方式，利用汉奸和赌棍公开设立“聚贤社”和“俱乐部”两大赌场，定期向日伪政府交纳包款，公开设局开赌，赌博项目齐全，聚众赌博。还利用农村赶集演戏之机，聚众开赌，趁机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搞得无数平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日伪开设妓院的目的是，一方面供他们自己娱乐、开心，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汉奸上钩，从而为其统治服务。日伪在太原开了百余家有名的妓院，日伪警察署明确规定，初为妓女必须填表登记并交4寸半身相片，定期交“营业税”，定期进行体检，如染有花柳病等传染病，就吊销“营业”资格。[64]日伪还经常引诱良家妇女充当妓女，坑害了无数良家女子。妓院是日伪统治者和汉奸经常出入的场所，结果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妓女。当时大同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少美入班混，老大到下处。债务重重压，梅毒染全身。结果更惨痛，洒身与扬尘。”这是对当时妓女生活与处境的真实描绘。赌场和妓院这些乌烟瘴气的地方，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

　　其二，通过鸦片政策来腐蚀中国人民的身心。为了便于统治与奴役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出台了狠毒的鸦片政策，妄图通过让广大民众吸食鸦片，来侵害其身体，削弱其意志，从而成为顺从其蹂躏的亡国奴。一方面，允许农村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伪山西省政府经日本特务机关批准，出台《罂粟增产计划》，下令在沦陷区农村普遍种植罂粟。[69]店”，公开销售鸦片。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全省有专门销售毒品的“土膏店”百余家。同时，城市还专门开办供人吸食鸦片的烟馆，主要供日伪上层及汉奸享用。由于日伪放纵社会各级人士吸食鸦片，因而当时山西城乡民众中有不少人因吸毒上瘾而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许多烟民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甚至毒瘾发作病死在街头或荒野;有的为了能吸到鸦片，只好当汉奸，这正是日本人所期望的结果。可见，日伪的鸦片政策，严重危害普通百姓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污染了社会环境。

　　其三，利用各种宗教会社和帮会组织扰乱民心。日军占领山西后，利用各种宗教会社和帮会，一方面培植其殖民统治所需要的汉奸，另一方面让这些组织开展各种神秘说教活动，以达到愚弄民众的目的。在太原，成立安清同义委员会，该组织在日军的操纵下开办夜校，大肆宣扬三纲五常、封建道德和四书五经，并利用青帮和红帮，在民间开展亲日宣传。红卍字会，是借助神鬼、占卜等进行奴化宣传的组织，是替日本侵略者笼络民众的机构。由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的亲家郑心泉发起成立的，会员大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汉奸和混混。每周六为该会“扶乩日”[70]，扶乩者，满口胡言乱语，说什么只要参加该会的人，神灵就会保佑其安康，并要求所有百姓要“听天由命”“亲日友善”“睦邻友好”，共同实现“东亚和平”。晋北佛教会，成立于1938年5月，是伪晋北政厅在原大同佛教会的基础上改组成的，通过组织佛寺庙会，借百姓赶庙会之机，开展念经、跳鬼、祈祷、演戏等活动，趁机宣传亲日思想。大同道教会，成立于1939年春，是在伪晋北政厅文教科的操纵下成立的，通过开展道教活动，宣传愚民政策。一贯道，是日伪在晋北一带成立的打着宗教幌子开展封建迷信、反动宣传以及淫乱活动的一个极端社会垃圾组织。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造谣惑众，愚弄百姓，骗民钱财，破坏抗战。日伪就是通过这些反动帮会组织聚集一大批流氓无赖和社会渣滓，开展反动宣传，愚弄百姓，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破坏山西原有的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