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山西义务教育

　　阎锡山说：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

　　阎氏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阎氏自己也很清楚：“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氏驳得更明确：

　　“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

　　虽然阎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1921年，阎氏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氏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氏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为此，阎氏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