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8)

2018-04-26 04:1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在救治伤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以1939年5月份救治的伤员最多，其中仅救治重伤人数就达到了3107人，这是因为“五三”“五四”轰炸的缘故。有学者也认为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的架次占日机轰炸全国总架次的27.3%，而重庆大轰炸中的死亡人数仅占全国的6.36%[133]，这也说明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工作在维护难民的生命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定程度地安定了民心，支持了中国的长期抗战。

　　其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和后顾之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重庆大轰炸期间，一方面，政府对无家可归的空袭难民，专门设立了难民收容所进行收容。仅在1940年8月下旬，就在江津、长寿、璧山、永川等县及重庆近郊之南岸各处设立收容所共9处，收容难民2000人。同时，把市区内原有的8个收容所合并为5个收容站，另在一些戏院、饭店等地增设10个临时收容所[138]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民生活的燃眉之急和难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但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难民救济问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表现如下：第一，难民救济经费不足，使得空袭难民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在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的重庆大轰炸中，“日机投弹339枚，震倒建筑物429栋，1476间，炸毁建筑物201栋，2023间，焚毁九条小街。”[141]。但这些救济对一无所有的难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难以真正解决生活困难。

　　第二，救济力量不足，难以及时全部救济难民。重庆大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超出了政府的救济能力，造成救济部门疲于奔命，难以应对。以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下设的救护组为例，到1939年7月至8月底，救护组有基本救护队25队，队员130人，预备救护队16队，队员共95人[144]。所以，救济力量的有限制约了政府救济效能的发挥。

　　第三，政府在救济难民过程中缺乏全面规划，影响救济效果。重庆大轰炸期间，政府在难民救济中，缺乏全面规划。以难民疏散为例，许多难民被输往乡间避难，这本无可厚非，但却没有充分预料到被疏散民众所遇到的生活问题，导致民众生活存在诸多不便。在1940年的难民疏散中，被输往乡间的民众就遇到五个问题，包括“乡间房屋租赁困难”、“卫生设备不良疾病无法治疗”、“学校布置不周、儿童因而失学”、“盗贼乘机劫财不能安居”、“乡村无防空设备”。[145]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疏散到乡间的空袭难民又面临其他生活问题的困扰。此外政府的空袭救济机构之间也缺乏统一一致的行动，使得政府的救济效果大受影响。在重庆空袭救济机构中，既有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陪都居民疏散委员会和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服务总队等专门的空袭救济机构，也有重庆市卫生局、社会部、重庆市党部、民政局等部门，还包括重庆市商会、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红十字会、华洋赈济会、青年会等民间机构，对于这些机构的救济活动，重庆市政府没有全盘统一的规定和安排，往往各行其是，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制约了政府救济效能的全面发挥。

　　原载于《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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