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中的卫生应急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遭受了日机史无前例的野蛮轰炸，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由此引发的卫生问题也成为了这一时期重庆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重庆当局领导人民一方面开展了坚决的反轰炸斗争，另一方面设立了一系列应急机构，采取了相应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卫生问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卫生;应急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形势不利，国民政府被迫内迁。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转移至此，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219]

　　由于战略地位的提高，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

　　对于重庆大轰炸，学术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既有对一些重大的事件例如“大隧道窒息惨案”和“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研究，又有对重庆大轰炸比较全面、系统的论文。[220]

　　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要应付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保持抗战大后方的稳定。因此，在大轰炸期间，重庆人民还要面对并解决由空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卫生问题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成为比反轰炸更为严峻的课题。然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注意，尤其是当时的卫生应急机制更是重庆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取得反轰炸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故，笔者不揣简陋，试图探讨一下大轰炸期间重庆的卫生应急机制问题。

　　一、机构设置

　　日本在战争初期的“速战速决”计划破产后，被迫确立了以战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对重庆的大轰炸，正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在此后的三年里，重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中枢机关以及市街、学校、商店和居民住宅等遭受了日机长时期无区别的狂轰滥炸。其中，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大隧道窒息惨案”。更为残酷的，日军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的非军事区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至于在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是无法估算的。重庆这座后方都市饱受了战火的摧残，重庆人民也经受了现代战争的血与火的煎熬。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重庆防空当局和社会各界群众积极从事抢险救灾、救济服务、人口疏散与防空洞建设。反轰炸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防空机构，同时也设立了相应的卫生应急机构，主要有防护团紧急救护大队、重庆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红十字会救护队和重庆市卫生局救护队，以及在1939年9月由机关、团体、部队抽调人员组建的急救总队(1940年12月撤销)。

　　1. 防护团紧急救护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