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一、武汉失守后中国战场上的战略态势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挟其战争利器，赢得了每一次中日军队会战的成功，占领了它企图占领的城市。但是，令日军大本营惶恐的是，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即使在占领区，也不过控制点线而已。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沦陷区，使之不得不在正面战线上停止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持久化，这一直是中国所期待出现的局面。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预见到武汉失守将迎来漫长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认，中国的守势时期已告结束，已进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持久消耗战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截至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沿江、沿海各工商业中心城市尽被日军占领。至1939年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3%，而且这些地区均属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国民政府已退至离海岸线遥远的西南、西北的内地省份。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新疆等边陲和内地省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这些省份虽然疆土辽阔，但是，除四川盆地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外，其余省区都是中国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中国还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工业、7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量土地、人口，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现代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抗战着的中国几乎完全倒退到农业时代去。这对持久抗战并无致命妨碍，但要积蓄能够用于反攻的力量便极为困难了。就交通而言，日军控制着津浦、正太、同蒲、京沪、沪杭、江南(南京至芜湖)各铁路干线及平汉路北段(新乡以北)，约占中国铁道长度的84%。由于交通命脉被日军掌握，沦陷区被分割成条条块块。日军兵力不足，但这一缺陷由于其转运兵力方便快捷而得到某种弥补。中国大后方的内部交通甚为不利，崇山峻岭虽构成大后方的天然屏障，但也使各战区间转运兵力、协同作战颇为困难，后勤补给极为不易，几乎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守尚有余勇，战略反攻则力不从心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在华北以包头、大同、运城、博爱、开封、淮阳、亳县之线为作战线，在华中及华东以合肥、黄梅、信阳、岳阳、宁武、芜湖、杭州之线为作战线的敌我战略相持态势。1938年底形成的这一对峙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后虽不断有局部性的变化，但到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时，才发生重大的改变。

　　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与中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在南岳、西安、武功等地召开军事会议，目的在于总结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岳阳失守时期的得失教训，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其中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的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3、第9战区将领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对抗战时期的划分作了说明。在此之前，根据国民政府的官方说法，将“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