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2)

2018-04-26 04:1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有的地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还加速了重庆城市规模的扩张。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里[57]。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纷纷集中重庆，迫切需要扩大城市空间。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轰炸损失，早在1939年2月初，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地为疏散区。2月22日，重庆市政府邀请各机关团体组织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3月底，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又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中央机关疏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川黔、成渝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

　　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为市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而战时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经济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又迫切需要扩大市区。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6区增加为12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17区。城区建成区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58]。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

　　此外，在城市周边的迁建区，还出现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在1939年被划为迁建区后，为避日机轰炸，一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城区建设的发展，战时的北碚，有“小陪都”之称，成为重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卫星城镇。

　　二、对重庆城市人口变动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尽管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修建防空洞壕，进行人口疏散，重庆市民仍然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据抗战胜利后重庆市政府向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市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15294人和20908人，共计36202人[59]。

　　事实上，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重庆成为遐迩闻名的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市容卫生很差，加之防治工作落后，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相当流行，又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就因痢疾流行导致数十人死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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