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3)

　　日机的轰炸，还导致大量重庆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在此期间，重庆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流向，一是大量沦陷区难民继续向重庆集中，二是大量已经居住重庆的人口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向四周疏散，三是在雾季到来之后，又有不少疏散乡下的人口回流市区。其中后两种流向完全是受日机轰炸的影响和制约。

　　1938年初，重庆防空司令部已明令人民向四乡疏散，“而市民自动迁乡避难者，每日数十百起”[67]。

　　与此同时，各迁建区和疏散区人口迅速增加，沙磁文化区1936年有人口38566人，而到1941年，全区人口增加到136719人，增加近10万人之多[69]。

　　但是，由于不少疏散或迁建地区治安混乱、生活困难，“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勉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战区涌入难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70]，大城市毕竟比较容易谋生，因此雾季到来之后，不少疏散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城市。

　　日机轰炸下大量城市居民的非正常流动，从总体上讲，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市民的负担，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日机的轰炸还造成了无数的战争孤儿，据《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72]。

　　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为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跑警报”、“躲轰炸”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乡下派”，每当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也有一部分卫星城镇的人在每次轰炸前警报发出后才跑到附近的农村去，警报解除之后随即返回。另一种是“岩洞派”，也就是跑防空洞，随着重庆防空洞数量的增多，“岩洞派”逐渐成为重庆人民躲轰炸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还是一般普通市民，“一切东西，从机关的档案起，至职员的衣服止，平日都包扎好好的，以便警报一响，飞速搬进防空洞。日常办事以天气为准，需要走得远的事情，留到阴天办理。似乎要出大太阳的时候，人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身准备长征，以免空袭来时，赶不到防空洞。”[73]躲防空洞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战时重庆绝大多数防空洞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生活设施，一旦遭遇日机反复轰炸，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从8月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长达96小时，市内水电皆断，市民断炊失眠，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日机的轰炸，加剧了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引起了住房拥挤、交通瘫痪，给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住”为例，日机轰炸造成无数建筑物化为焦土，变成废墟，据《重庆市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5]

　　为了解决起码的居住和防空问题，重庆市民自己动手修建了大量临时性的住宅建筑和防空设施，住宅建筑普遍采用捆绑竹木架、木架单层竹篾墙、木架双层竹篾墙、砖柱土墙等形式，“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80]。其中防空洞的修建功不可没。

　　日机的轰炸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公用设施，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广大市民的城市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以用水用电为例，日机的轰炸，造成自来水管道设备屡被炸毁，加之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与补充难以及时跟上，产生严重供水危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致使战前已经萎缩的挑水行业再次兴起，据统计，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万—4万人。水价也不断上涨，1940年时，一担水费相当于1吨自来水的价格。由于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市区被迫实行轮流停电。城市路灯设备在轰炸中损失也极其惨重，“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到1942年，重庆城、郊区的路灯已损失过半，加之路灯管理经费极度拮据，许多被炸路灯无材料补充，长期停用，能用路灯仅存988盏[82]。

　　四、对重庆民众意识变化的影响

　　正如《国民公报》一篇社论所言，“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