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变迁迅速。而日军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的人口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加剧了人口进一步流动;使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恶化了生活、生存、居住条件;促使人们改变婚配观念;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等等。

　　关键词：抗战;大轰炸;人口变迁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史学界称之为“重庆大轰炸”。据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约12000人，炸伤约14000人，毁房2万余栋。日军对重庆轰炸，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手段之毒，损失之重，世所罕见。其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然史学家们多从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探讨其恶果和影响。本文从重庆大轰炸和重庆人口变迁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大轰炸这五年间，重庆乃至抗战大后方人口变动的状况及其影响。

　　一、大轰炸前重庆人口状况

　　20世纪30—40年代的重庆主要指重庆市(今日主城区)及周边卫星城市(诸如璧山、北碚等)。明末清初，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湖广填四川”之说确有史可考。民国《巴县志》卷十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九皆湖广人”。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庆人口(非仅指城市人口)已达111854户，约56万人，占四川全省的19.34%。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已突破300万人。清宣统二年(1910)，重庆人口已达1358972户，人数为6928451人。[146]

　　1891年，重庆已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外来人口开始增多。1895年，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内容之一为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成为列强魔爪沿中国长江伸向内陆的最西端。《马关条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其主要表现在重庆城市化步伐加快，商业贸易频繁，农村流入城市人口猛增，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而流入重庆市的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商贩活动，季节性较强。

　　清末时，因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人员流动大，重庆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王笛先生根据嘉庆十七年(1812)到宣统二年(1910)巴县人口由218779人增长到990474人，推算出年增长率为15.5%，再根据有史可载的道光四年(1824)重庆人口为65286人来推算重庆历年人数，其结论为1900年重庆人口约为21.4万，1905年为23.1万，1910年为约25万，人们进而推算如下人口数表：

　　1910到1926年间的重庆人口估计数

　　笔者不敢赞同这些数据，尽管在数学上这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但人口增长不是数理上的理想状态，更何况巴县和重庆城区是两个概念，城市流动因素大，人口数量变动快。

　　1927年到1937年重庆市人口变化数据分别为：1927年为208294人，1928年238423人，1929年232993人，1930年253899人，1931年256596人，1932年268992人，1933年280449人，1934年369396人，1935年379058人，1936年471018人，1937年475968人。[147]而有些数据与《重庆市志》第一卷的相关数据有出入，如后者记载：1934年309997人，1935年428801人，1936年451897人。虽然各自人数有些出入，但笔者分析误差尚在正常范围，都说明了这十年间，正值国共对峙，列强侵华，华北沦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之时，重庆位于西南一隅，尽管也有军阀之乱，但尚属人口生息、游民避难的理想场所。故除1929年例外，人口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