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7)

　　第二，空袭难民救济具有突发性。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具有不确定性，难民救济相应具有突发性，随时都有空袭，难民随时产生，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应急处理。为及时救济难民，政府要求救济人员行动迅速。如医疗救济方面，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制定的《救护工作规程》就规定“每次警报事先由防护团得知情报后分别集合各队队员，由各队长领导将已配妥之应用药品、材料、号旗、箱包等分别配带，整队分散隐蔽，待敌机逸去不待警报解除，即照情报所通知被炸地点按灾区范围分别派队前往实施救护”[120]重庆大轰炸时期，日机空袭由于事先无法准确预料，因此政府要求空袭救济人员行动迅速，以应对日机空袭造成灾难，具有明显的突发性。

　　第三，空袭救济具有广泛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参与救济的人员来源广泛、人数众多，包括工人、公务员、医生、学生、店员、外国友人等社会各界人士，甚至僧侣也参加了空袭救济活动。1940年8月24日，重庆市僧侣决定组织空袭服务队参加空袭救济，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编为第一分队，华岩寺为第二分队，江北及市区各佛教寺为第三分队。[124]具体而言，空袭救济内容体现在救济对象、救济内容和救济性质各不相同。在救济对象方面，包括掩埋空袭遇难者、抢救伤员、救济难童和妇女等。从救济内容看，包括医疗救济、生活救济和难民眷属救济。医疗救济是指及时医治空袭伤员，建立重伤医院收治重伤伤员，救治难民生命。生活救济是指向难民提供资金和廉价出售生活用品，解决空袭难民的生计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向空袭难民提供抚恤金和急赈、向难民提供小额贷款、廉价向难民出售生活用品等。从救济性质看，包括积极救济和消极救济。消极救济就是单纯向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生活服务，解决难民的伤病和生活问题，而积极救济指通过救济提高难民的自救能力，使难民能够自食其力。

　　第四，空袭救济具有一定慈善性质。重庆大轰炸期间，政府实施空袭难民救济既是政府的职责，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难民的慈善关怀。空袭难民中包括大批失去丈夫的妇女和失去双亲的难童，他们更需要政府的救济。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专门成立了服务总队保健院，救济这些“空袭被灾婴童产妇”[129]总之，政府在实施空袭救济时，收容难民遗孀难童以及向难民提供生活服务，明显具有慈善性质，体现了对难民的仁爱关怀。

　　四

　　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机疯狂轰炸重庆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战争恐慌，动摇民心，进而迫使国民政府投降。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只有维持重庆民众的抗战意志、稳定民心才能挫败日军的作战意图。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空袭难民救济措施在挫败日军阴谋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它也是重庆反轰炸斗争中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国民政府通过实施空袭难民救济，在反轰炸方面发挥了以下作用：

　　首先，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安定了民心，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以“五三”、“五四”大轰炸中的政府救济为例，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施救，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救治空袭伤员方面，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参与救护工作的组织还包括青年会卫生所、第二诊疗所、第三诊疗所、南岸仁济医院、卫生局、十四陆军医院、第五诊疗所、第六诊疗所、红十字会医院、新运总会、童字军救护队，到5月12日各救护队急救重伤人数146人，轻伤人数62人，共208人。[132]。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自1939年1月成立到该年8月，共救护医治空袭伤员5633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救护医治人数统计表(1939年5月—8月)

　　资料来源：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