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6)

　　由于长期实行代耕，部分抗工属多是靠代耕维持生活，产生了“依赖政府的思想”。另外，部分代耕队员不认真代耕，使一些抗属的土地产量下降，造成抗属生活困难。[27] 关中分区在报告中说，在新正、赤水等县有极少部分抗工属，由于一切都由政府和群众的帮助，“她们的生活养成了她们对政府(的)依赖性”[2](p423)。安定县实行“代耕粮”后，抗属每年可得1石至1.4石细粮，结果造成“土地大量荒芜”，使部分抗属变为“依人为食”的懒汉，乃至流氓地痞[28]。为此，边区党和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加强抗属和代耕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1941年8月，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把加强代耕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重要内容。《细则》指出：对“代耕队员和抗属均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让代耕队员了解为抗属代耕为抗战服务的光荣事业，是每个公民的革命义务，不是差役和剥削”[1](p218);使每位抗属认识到自己的光荣地位及政府和人民尊重自己的原因，从而做到“自尊、自重、力求进步”，积极生产，争取“成为模范抗属”[1](p220)。为各地政府加强代耕队员与抗工属的思想教育指明了方向。

　　由于边区各级政府对代耕中思想教育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代耕工作。如延川“永平区一乡代耕队员张治国、刘步仁，七乡杜子富”等，在春耕时，“自己的庄稼未开始下种前，首先就把抗工属土地种好”。“清延区一乡老拓、王清阁给吕家源、惠世泉种地……在他自己的地未锄之前，代耕的地却早已锄毕”。[29] 安塞县代耕队员首先将全县受代耕的227户抗属应代耕之地选好翻过，提前种上，保证了抗属吃粮的“全部解决”[23]。如此事例，举不胜举。它体现了代耕队员为抗工属自觉代耕的热情和对代耕队员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

　　另外，由于各地政府对抗属思想教育的卓有成效，在边区涌现出了一批思想进步、生产努力的模范抗属。延安县模范抗属吴满有是边区生产的楷模，他不仅自己不让政府代耕，而且积极捐款劳军，领导柳林区二乡代耕队员为抗属代耕，受到群众好评[30]。靖边模范抗属王国宝靠劳动致富，5年间缴国家公粮48石，公盐83驮，送给军队好马一匹，并宣布保证张家畔区三乡抗属都能生产自给[31]。边区模范抗属的不断涌现，与边区党和政府注重抗属思想教育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实施代耕的成效

　　边区政府对代耕的高度重视和边区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边区的代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代耕使广大抗工属和退伍军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事实证明，代耕的实施使边区抗工属和退伍军人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绥德县新店乡共有14户抗属，除“代耕了八十一垧地”，又“帮了八石四斗米和几担杂粮”，抗属们都得到了“舒适的生活”[32]。延川城市区六乡赵家沟“代耕队员给抗工属种的地，保证了抗工属……能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一年代耕能供两年的吃粮”[33]。关于工属的生活情况，虽然报道很少，但从边区政府多次强调代耕中严格执行抗属先于工属的原则和《解放日报》不断报道代耕中工属好于抗属的事例看，工属的生活一般应好于抗属。退伍军人的生活，在边区群众的代耕下，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新宁县“三十三户退伍军人中，有五户地由群众给全包耕，两户代耕，八户辅助代耕”。在一年内，他们“大部分做到了吃穿用都能供给，还有三户作到了耕一余二，两户已有老婆，有的已把家搬来”。[34] 另外，安塞、淳耀、曲子等县的退伍军人，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和帮助[35]。广大抗工属和退伍军人基本享受到了边区政府规定的代耕待遇，过上了温饱或衣食不愁的生活。

　　(二)代耕的实施，鼓舞着边区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对边区部队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