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2)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的社会环境和人民拥军优抗的热情，为代耕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4.58人，人口密度最大的是绥德分区，每平方公里是49.5人，其次是直属分区和关中分区分别是16.1人和16.05人，陇东分区是8.06人，三边分区是2.61人”[8](p34)。这样的人口密度，在全国属于一个较低水平。由于边区大部分地区经过了土地革命，许多农民已分得了土地。据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组调查，在全边区的213个区中未分配土地的有81个区，占38%;1238个乡中未分配土地的有468个乡，占37.8%[9](p218)。这说明至少有62%的区、乡的人民已经分得土地。在这些地区，表现“在土地租佃关系上，只是有某些鳏寡孤独及抗工属因无劳力而出租少量土地……而新兴的中农、富农因劳动力有余而租种了这些土地”[10](p213)。上述情况表明，在土地革命的区域，大部分抗属不缺乏土地且常有出租土地的现象发生，这说明边区有较为充裕的土地资源。即使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边区，根据优待抗工属政策，绝大多数抗工属也都能得到政府分配的公地或开垦的荒地。广大抗工属有充足的土地这一情况，为边区实施代耕提供了前提条件。

　　另外，边区人民的拥军优抗热情和对八路军的挚爱，为边区政府实行代耕打下了基础。陕甘宁边区是中共领导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社会，这里的人民大多经过革命的洗礼，与八路军有深厚的感情，在中共的教育下，绝大多数边区群众能自觉的拥军优抗，为抗工属和退伍军人代耕。如赤水群众积极拥军优抗，他们不仅捐献财物，包耕了80户抗属的土地988亩，“还给没有土地的抗属找土地，比如三区三乡给白宁光、王得财、张必娃各调剂土地二十亩”[11]。淳耀县认真执行代耕政策，为67户抗属代耕土地1740亩[12]。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拥军优抗的热情，认真代耕的行动，保证了陕甘宁边区代耕工作的顺利推进和代耕任务的圆满完成。

　　(三)一些抗工属因缺乏劳动力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影响军民抗战情绪

　　据载，陕甘宁边区的20000多户抗属，“多是贫苦农民”，有的种子不足，有的没有农具[13](p186)。所以，八路军将士绝大多数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甚至是惟一的男劳动力和全家生产生活中的主要依靠。此外，边区因自然环境关系，农业生产时令分明，春耕、夏耘、秋收等生产关口，对劳动力需求迫切，有时出高价也请不来人收秋。缺少人手的抗工属和退伍军人，如果政府不解决代耕问题，就往往生产跟不上农时，生活陷入窘境。如鄜县牛武区的部分乡，“春耕快结束了……才给抗工属种”;夏耘时，“群众已锄两次时，抗工属的地头次还未锄，草比庄稼高的多，头次草不锄的也有”;秋收时，“秋收完了，才给抗工属收。”[14] 这些乡的被代耕土地出现“三晚”现象，严重违背农时。上述现象，虽然只是代耕工作中的支流，但它“影响到一部分抗属生活改善，引起他们思夫、思儿之心”，进而影响到了军民的抗战情绪[15]。抗战初期之所以有部分士兵逃亡回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属缺乏劳动力，一般赶不上他人”的缘故[13](p181～182)。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敲响了警钟，告诉边区政府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好代耕工作，使抗属经常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安慰，否则它将直接影响到抗日将士的士气乃至边区的安危。

　　二 边区的代耕措施及实施

　　为使代耕工作落到实处，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

　　(一)代耕原则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