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抚问题研究

　　抗战不久，日军就侵占山西，与陕甘宁边区隔河而对并伺机进犯，边区保卫河防的任务异常艰巨。同时，国民党对边区又进行严密封锁，进一步加剧边区的经济困难。再加之边区自然环境异常恶劣，灾害频发的环境下，人民生活异常艰辛。

　　战争旷日持久，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投身抗日，致使抗工属数量相对于边区总人口逐年增加。边区在抗战时期“动员参军参战人数为44957人，占抗战时期边区总人数的3%，占边区青壮年人数的比例更高”。[1]同时，边区大量的人员脱产从事抗战经常有7万人(最多时12万人)[2]。如何解决其家属的优抚及安置，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工属政策的逐步完善

　　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较早地体现出其优待抗属的政策。《条例》规定“本人及其家属免纳特区一切捐税，家属居住的公家房屋免纳租金，本人及家属享受公家商店百分之一减价的优待，当必需品缺乏时有优先购买之权，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抗日军人家属缺乏劳动耕种之土地，特区人民应尽代耕代收之义务”。[3]208-209死亡、残废军人的家属除享有上述权利外，“子女弟妹幼小的免费入政府设立的抗日军人遗族学校，直到年满十八岁由政府介绍职业为止”。关于工属优待最明确的政策体现于1939年颁发的《抗战施政纲领》。《纲领》规定：“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使抗日军人安心作战，工作人员安心工作”。[4]27

　　针对抗属劳动力少等问题，边区政府、民政厅根据实际需要，随时下发具体指示用以指导优抗工作，保证优抚效力。各专区、各县也制定补充一些符合本地情况的法规，以加强地方抗工属的优待。《抗日军人优待条例》颁布不久，边区民政厅便在两个月后(1938年2月)发布训令，指示各地迅速组织代耕队帮助抗属春耕。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霍维德等人提出的“抗日军人家属案”，增加了“加强义务耕田队的组织，保证缺乏劳动力的抗属能享受到优待，救济贫困，妥善安置无地和外来抗属”[5]46等内容，揭开了优待抗工属的新局面。3月，又颁布《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明确抗属“享受劳动互助之优先权”。[5]204不久，又颁布《抗日战士优待抚恤条例》，强化关于军人家属优待的政策。6月，出台《陕甘宁边区义务耕田队条例》，规定“义务耕田队是群众自愿条件下一种义务劳动组织，帮助无劳动力或缺少劳动力之抗日军人家属，进行代耕代锄等工作是对抗属的一种义务劳动……必须自带伙食，不得接受抗属任何报酬”。[5]500同时，边区也十分关注抗属婚姻问题，专门颁布《抗属婚姻处理办法》调节抗属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还十分重视边区友军家属的优待，1941年12月，专门发文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友军家属“如系抗属应依法优待。贫困无以为生者，应酌量予以援助”。[6]

　　有了明确的政策规定，边区抗工属优待工作蓬勃发展起来。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及边区内外环境的变化，边区政府在优待抗工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第一，优待工属很好，优待抗属很差;优待当地干部家属更好，优待外处家属便差;第二，优待工作不平，对城关附近的抗属多优待，对外来抗属或乡间抗属不优待，甚至有享受双重优待的;第三，平均的优待，不问贫富需要程度，一律按大人优待多少，小孩优待多少;第四，对于女干部家属不优待等”。[3]213同时，部分代耕队组织涣散，工作松懈，致使抗属生活陷入困境。另外，个别抗属也只是坐享优待，不思劳作，生活故而无法保障。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加速了边区政府对相关政策的规范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