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3)

　　代耕原则是实行代耕的基本准则，它是在代耕中逐步总结出来的。1937年陕甘宁特区政府颁布《抗日军人优待条例》中规定：“抗日军人家属缺乏劳动力耕种之土地，特区人民应尽代耕代收之义务。”[1](p209)初步确立了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抗属优先代耕的原则。但在代耕的过程中，却出现工属好于抗属、平均代耕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靖边县在1939年的代耕中，“不论有办法与没办法的，有劳动力、未有劳动力之抗、干属均是代耕”[16](p226)。明显存在代耕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在鄜县的牛武区，某工属只两口人，却抽出14亩好地代耕，收粮达七八石之多，而对一般抗属则代耕不足、不好。[17]

　　为了解决代耕中存在的问题，边府民政厅在《为优待抗属组织代耕工作给各县的指示信》中，要求各地政府在组织代耕时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1.抗属第一，工属第二;2.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富裕者抗属少代耕，贫苦抗属多代耕;3.反对用私人感情，反对双方享受代耕，4.不脱离生产干部家属不代耕，女干部家属同样代耕。”[1](p214)基本确立了抗属先于工属、贫者先于富者、男女一样的代耕原则。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对边区代耕工作应遵循的原则进行总结，指出：各地政府“应在优抗工作上做到贫先于富，远近一样，存亡一样，尤其要把优工比优抗好的现象倒转过来”[1](p95)。这样，在边区最终形成了抗属先于工属，贫先于富，远近一样，存亡一样，男女平等，公平合理的代耕原则。这一代耕原则，是符合边区地广人稀、劳动力十分缺乏的实际情况的。

　　(二)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对代耕的组织和检查。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成立时就设立了民政厅，并规定民政厅的职责之一是“赈灾、抚恤、保育及其他社会救济事项”[2](p214)。其中抚恤即包括优抗和代耕。为了加强对边区代耕工作的领导，民政厅专门设立了抚恤委员会，主管各地抚恤及代耕工作。基层县政权设有一科，管理代耕事宜[18](p11)。各乡普遍设立优待委员会，专门负责代耕工作[1](p217)。抗日根据地从政权层面上建立了从边区政府到基层政府的代耕管理系统，而组织实施代耕工作的主要是乡村政权。1941年8月，边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关于乡、村代耕队的组织，《细则》规定：“各乡设总队(队长是优待委员会当然委员)，行政村设分队，村设小组，由队员民主选出总队长、分队长分别领导之。”“各机关、团体应组织礼拜六工作队，协助附近代耕队”进行工作。[1](p218)《细则》的颁布使代耕的基层组织系统进一步完善，更具有可操作性。从此以后，边区各地政府以《细则》为准绳，实施代耕的组织和领导，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据统计，1939年延安、安塞、甘泉等19县共组织义务耕田队66347个，对边区代耕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10](p424)。1942年吴堡全县有36个代耕总队，101个代耕分队，429个代耕小组，代耕队员有4308人，为868户抗属代耕(其中八路军抗属758户，友军抗属110户)[19]。代耕工作取得了令抗属满意的成绩。

　　对代耕进行检查和督促，是保证代耕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措施之一。1941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细则》规定：“在农作时期，每月由总队长召开分队长联席会，每半月由分队长召开组长联席会，检查及布置代耕。春耕开始前应召开队员全体大会讨论今年代耕事宜。结束春耕，布置夏耕以及秋收后，总结全年代耕工作，宣布模范队员与模范抗属，各开队员大会一次，开会时应召抗属参加。在生产过程中，代耕队长经常向优待委员会作报告，优待委员会至少每月应向直属政府报告一次。”[1](p217～218)明确指出了检查代耕的时间、方式和方法，以便通过检查促进代耕工作的开展。各地政府对于边府关于督促、检查代耕工作的指示和规定，认真落实。曲子县政府注重代耕工作的检查，以乡为单位召开抗属及义务代耕队队长联席会议，“一面检查，一面按各抗属自己所提出的代耕数目字作布置”，而代耕中“机关礼拜六实行的最差。”[16](p291)对代耕工作不积极的机关部门提出毫不客气的批评，有利于代耕的进一步开展。定边县一科长亲赴各区检查代耕工作，并对各地代耕、包耕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对抗属存在的困难及时予以解决。[20] 通过检查和督促，及时解决了代耕中存在的问题，基本满足抗工属的要求。

　　(三)逐步完备代耕工作条例，制定具体的代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