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5)

　　边区各地政府依据边府制定的代耕办法，积极行动，基本能按时完成代耕任务。据1941年10月边府的统计，延安、甘泉等12县共有抗工属7180户，34709人，耕地101567垧，需代耕户数3907户，代耕人数14113人，代耕土地25874垧[4](p132)。需代耕户数占抗工属总户数的54.42%，代耕人数占抗工属总人数的40.66%，代耕土地占抗工属耕地总数的25.47%。代耕人数与代耕户数相差近14个百分点，说明被代耕的抗工属大多为缺乏劳动力的抗工属，代耕土地仅占抗工属耕地数的25.47%，表明被代耕的抗工属有全代耕、半代耕或辅助代耕之分，这与边府制定的代耕原则、方法基本相符。1943年，边区政府民政厅对延安、固临、富县、米脂等21县优抗工作进行统计，21县共有197960户，抗属13114户，抗属占总户数的6.6%，享受代耕的抗属共4848户，占抗属总户数的36.9%，[3](p554～556)再次说明边区各级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了无劳动力者代耕，劳动力缺乏者半代耕和有劳动力或生活富裕者不代耕的代耕办法。

　　(四)推行多种代耕方式，明确每位抗工属的土地代耕数量

　　在实行代耕的过程中，边区各地政府和群众，依据劳动力的多寡及土地多少等不同状况，经过多年的代耕实践和探索，逐步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耕形式。1.固定代耕。从春耕开始到秋收结束有固定之人完全负责，以利对代耕工作的检查、督促和评比。固定代耕又可分为“包工”、“包粮”、“包耕”等多种形式。包工的方式多半用于个别劳动力不足的抗工属，根据每垧地春耕、夏耘、秋收所需的“人工”和“牛工”(普通情况每垧地10个人工，两个牛工)，派代耕队员帮助。包工以“工”为标准，代耕队员只“还完”代耕工时数，至于何时“还完”，没有明确规定，也不管抗属土地收获量的多少。包工的优点是便于追踪代耕成绩，看谁包工的土地种得好，产量高。在吴堡县，1942年采取代耕队员直接向抗属包工的办法，代耕工作进展得很好。[21] 包工的缺点是一些不积极的代耕队员在最需要耕种、收获时，由于只顾自己地里的农活，而耽误抗工属农时，造成抗工属的土地收获量减少。故有的抗属说：“庄稼没拉草高，打的一点子，还都是秕颗颗。”[22] 这种代耕方式大多没执行多久就改为“包粮制”。包粮制即以乡为单位，把代耕土地平均分配给代耕队员，负责耕种，抗属只出种籽、肥料，负督促、经管之责，秋收后根据县政府所定各种代耕土地农产品标准收获量，代耕队员按数向抗属交粮。这种代耕方式的优点是改变了部分代耕队员不负责任的现象，保证了抗工属被代耕土地的收获量，使抗工属生活不受影响。如吴堡的代耕，前后就有所不同，开始实行包工制，1943年改“包工”制为“包粮”制，并规定为无劳动力或缺少劳动力的抗工属代耕从2垧多到4垧不等的土地。[22] 包耕，即由代耕队员与抗工属达成协议，商定每垧地的产量，抗工属土地由代耕队员包种，秋收时按产量交给抗工属。这种形式多用于半受代耕之抗工属或从边区外移来之抗属。如安塞在包工的同时，进行包耕，全县应代耕的抗工属都得到了妥善安置[23]。此外还有包地、包租等多种代耕形式，这里不在一一叙及。2.临时代耕。即对固定代耕的土地，临时派代耕队员帮工，无专人固定负责。3.集中劳动。即由政府集中组织代耕力量，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抗工属代耕。如星期六各机关、团体为抗属的代耕即属这种形式。

　　关于代耕土地的数量，林伯渠曾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边府实行切实的代耕政策，“规定替大人耕四垧，小孩两垧(限于没有劳动力的抗属)”[24](p262)。具体到各地政府，代耕数量各不相同，但基本是按大人4垧、小孩2垧对无劳动力或少劳动力的抗属进行代耕的。如志丹县规定“大人五垧，娃娃四垧，保证每垧地至少打细粮二斗”[25]。清涧规定凡抗属在“十二岁以上者代耕四垧，以下者二垧，此外出征军人代耕二垧”[26]。故各县基本完成了大人代耕4垧、小孩代耕2垧数量。

　　(五)加强代耕中的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