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毅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实践(5)

　　陈毅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文武双全，尤擅长结交党外朋友。抗日战争时期，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他全面分析了当时苏北各方面势力的情况，决定把广交各界爱国朋友作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选择的第一个统战对象是韩紫石。 韩紫石是前清举人，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还担任过代理督军等职，后因不满军阀之间派系斗争而归隐苏北故里海安县。由于韩紫石有一定的正义感和较强的民族意识，他在苏北中上层绅士中威望很高，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多居国民党军政要职。因此，做好争取韩紫石的工作，对于团结苏北乃至全国的中间势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很大作用。陈毅先通过中介人与韩紫石通信相识。通信一段时间后，1940年9月的一天，陈毅第一次拜访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初次见面，陈毅对老人十分尊重，谈话落落大方，应付裕如，又很诚挚、谦逊，并以“杖国抗敌，古之遗德，乡居问政，华夏有人”一联相赠。这一切使原本持谨慎态度的韩紫石，对陈毅的才略和见识颇有好感。两三天后，陈毅再次来拜见韩紫石，老人显得非常热情。陈毅向他讲述了日寇在华的侵略暴行、全国抗日的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政策。陈毅的一片至诚打动了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接受了陈毅提出的让他主持正义，召集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呼吁各种力量团结抗日、一致对敌的建议。

　　经过韩紫石的奔走呼号，1940年9月中旬和10月，在韩宅和曲塘分别举行了两次苏北知名人士参加的和平协商会议，提出了“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口号。两次会议后，由韩紫石领衔，与12县数十名士绅联合发出函电，一封致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呼吁其扫荡敌寇，收复失地;另一封致重庆黄炎培等转蒋介石，控诉国民党军队在苏北不积极抗日，反而经常与新四军搞摩擦的倒行逆施。对韩紫石等非共产党人士的工作，不仅争取了一些地主士绅、知识分子、地方势力与共产党团结抗战，而且也揭露了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对新四军坚持苏北抗日，创建盐阜抗日根据地，从而扭转华中抗战的危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 陈毅不仅在根据地政权建设，而且在军事指挥路线上都正确贯彻了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到了极好的效果。

　　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就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其中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苏北的抗日工作。其时, 身在苏南的陈毅对苏北抗战早有通盘考虑。从掌握的情况上分析,陈毅认为在苏北的各种武装力量共有四种: 居首位的是日伪,他们占据主要的交通干线和主要城镇; 其次是分兵盘踞在兴化、东台、盐城等地的韩德勤,此人拥兵五万, 以其同乡顾祝同为后台,不思抗日，肆意反共,专事摩擦; 再次是驻守泰州的国民党鲁苏皖游击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俗称“二李”)有兵二万余人,还有驻守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有兵四千余人; 居末位的是新四军挺进纵队,人少地小,加上苏皖支队人数合起来不过三千。虽然,韩、“二李”与陈部均属国民党系统,但“二李”与陈部却长期遭受韩的压制与排挤,其中“二李”被压迫尤甚。因此,“二李”与韩同床异梦,互存戒心,双方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鉴情于此,陈毅认为:韩与“二李”均反共,但程度不同,韩是反动顽固派,“二李”则属中间派。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结合苏北的具体情况,陈毅确立了“灭敌、联李、反韩”的策略方针。为此,陈毅曾三进泰州与“二李”会晤,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与李部建立了一定的统战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牢固, 1940年6月28日,在韩的胁迫利诱下,“二李”对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在地郭村发动攻击。陈毅渡江赶到郭村时,战斗已进入尾声,我军胜利已成定局。于是陈毅命部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要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这是给轻视新四军的“二李”以适当的教训。战后陈毅主动与“二李”通话,表示愿修旧好,并退还部分缴获的枪支,释放俘虏700余人。“二李”大为感动,应允借道让新四军东进抗日,并表示在以后的韩顽反共摩擦中保持中立。后来,新四军东进黄桥,“二李”命令士兵朝天放枪,敷衍韩德勤,让道于新四军,实践了当初的承诺。